不再染黑髪，就露出了满头的白髪。步入挤满人的地铁车厢，一个声音朝我说：“阿伯，你坐啦！”一个中年人站起来让位给我。“谢谢！”我就挪步向前，坐下。当我说“谢谢！”的时侯，我马上意识到，在别人眼里我从此是一个老人了。
年过70，步入了古稀之年，或曰天假之年，感到很庆幸。以后的日子就是多赚的了。每多一天，就多赚一天，多一月就多赚一月，多一年就多赚一年。只要身体健康，善于保养，心情开朗，再加胡涂一些，多赚的日子就会越多，希望能多赚一二十年。到那一天到来时，就可满意地说赚足矣！到那时可说潇洒地走了一回。
人老了，往往喜欢回顾往事，回忆那逝去的岁月。很想向人谈谈过去。但年轻一辈却没几人想听这些陈年旧帐。人生走过了那么一段经历，回顾、反省、回忆，是别有一番滋味的。人生道路，有时平坦，有时坎坷。尤其是我们这一代的印度尼西亚华侨，经历过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日寇南侵；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和独立战争；新中国的诞生和华侨社会的分化；反复发生的反华排华浪潮；华侨青年回国的高潮及这一高潮的反面，文革后归侨出国的退潮。这些大事的回顾、回忆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
放下这些天下大事不去追述，就个人的感受而言，很为珍惜的是中学阶段建立的延续至今的「集体友谊」。这体现在目今我们维持了二十多年的“每月第一个周日的聚会”。
在学生生活中，小学时代的童稚友谊是很纯真可爱的，但长大后却容易忘却；尤其是日寇南侵，小学生活中断，人们分散，能记起的小学友谊很少。大学的友谊本来应该是很可贵的。共同作息、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几年，本来可以共同进行学术探讨，可相互倾诉心声、倾诉志向、倾诉前程，等等。但很可惜，却因我们是在一个被歪曲了的年代度过的大学生活，真摰的友谊是难以建立的。从1955年，我回国考入大学的当年起，就遇上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1956年的大鸣大放，“引蛇出洞”，接着是反右派运动，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大炼钢铁。到1960年我大学毕业时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更不要说那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了。这些政治运动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揭发、检讨、交心、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严重地破坏了同学们的互信。同学中没有真话，人人防范，处处小心。表面好，却难有知己、知心朋友。因此，在那个年代，大学友谊是淡如水的。
小学友谊易忘却，大学友谊淡如水。唯有中学的友谊是真实的。中学年代的友谊是坦诚、单纯、朴实。无猜疑、无诡计、无心术 、无违心。那个年纪的人，世故浅，不谙权术、不知世事诡谲。所以同学之间的友谊很可爱、很珍贵。要珍惜这种集体友谊。
我们在香港的巴中校友，各年届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都体现了这种集体友谊。我们53年届的每月第一个周日的聚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聚的平台。常言有缘千里来相逢，我们可说是有缘了。
回首往事，最难忘的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了。
文化大革命是最不可思议的一次政治运动。这个运动可把昔日的，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反目打成反革命；也出现过今日刚被指定为接班人的副统帅，明日却成为叛徒；停课闹革命，一停就是十年，使国家少培养了多少人才！荒废和蹧踏了多少人才！使国家的科技与世界的科技发展拉大了多少距离！ “抓革命，促生产”，革命越抓，真假反革命越弄不清，生产越促，生产却每况愈下。国家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这页可悲的往事真不堪回首。
凡事两分法。文化大革命显现了人性丑恶，可厌的一面，但另方面也显现了人性可爱可贵的一面。后者也是我深深体会的，也是我常常思念的。
在文化大革命这漫长的十年，我没受到冲击，几番险境，但都安然度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抄家潮，我家是研究所唯一的归侨，有海外关系，是抄家百分比*的对象。红卫兵小将要行动了，却被当红卫兵的队长劝阻了。这队长是我的徒弟，贫农出身的复转军人，我们的关系很好，是一起由北京支持三线内迁到西安的。因此逃过了这一劫。
1976年清明节，全国爆发了悼念周总理的群众活动。北京天安门的活动很快就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全国掀起抓反革命逆流。清明节当天，西安市钟楼一带，也出现了跟北京天安门相同的情形。悼念周总理的诗词、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群情鼎沸。节日前一晚我正好值夜班，下班后照常喜欢骑自行车到钟楼一带转转。当然可被视为参加此反革命活动的一分子了。节日后，西安和全国各地一样，每个单位都要抓参加过这一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清明节当天，我由钟楼回家后，口没遮拦，把看见的热闹情景，兴致勃勃地告诉了一些同事。现在通告，凡当天到过钟楼的人必须自我坦白交代，并要群众揭发。这是千万不可交代的，否则有口说不清。查了几天，幸好没人落井下石，划清界线揭发我。我又度过了一劫。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单位虽然也揪出了几个所谓反革命分子，被隔离审查，要同事们揭发。然而揭发者却寥寥无几。领导没法，军宣队来了也没法。军宣队的头头是一个文化水平很低的连长。他曾在一次时事报告中，把当时尼克松访华住贵宾馆说成住殡仪馆，把美联社说成是美国的新华社。而那个揭发最力者，却是在研究所里最被孤立者，跳梁小丑。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到处给群众贴大字报，因此没人要和他同组工作，结果只好分配到只需一人工作的纯水处理。那几个所谓反革命分子不久也放出来了。
我是很喜欢和怀念我们单位这一个集体的。在那个乌烟瘴气、人心险恶的年代，却还有这一片净土。我移居香港后，曾几度回西安。每次旧同事们闻知，都是几十人来聚会见面，这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冲洗的一群。
研究所里有人说，我们的人缘好。可能是这样。回想过去，单位家属的老人小孩几乎都认识，孩子们的名字几乎都叫得出来，彼此的关系很好。回西安时，不少当年的小孩要来看看潘伯伯、阮阿姨、小红姐姐。这就是人缘吧！去年10月去上海，当年在西安一起工作的上海同事20多人几乎全找来聚餐见了面。“老潘，小阮，不是你们来上海，我们也不会那样齐地聚在一起。”大家这么说。
人缘，友缘是多么珍贵。世界上几十亿人，偏偏只我们几十人或百人能有这个缘分在一块，这就是有缘。
写于2009年5月23日
*所谓百分比，是指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人数，要达到的指标。单位按人数的百分比揪人。超过这百分比时，有人会漏网，不达这百分比时，就会有人遭殃。
网页编辑：陈芷芳 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