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86周年纪念日，是香港回归10周年纪念日，也是我从印尼椰城归国的56周年纪念日。

56年前归国时的林林总总，经常映现在我的脑海里。

旧社会，国民党政府腐败，民不聊生，海外侨胞倍受歧视。中国共产党讲民主，为人民；新中国一诞生，海外侨胞无比欢欣鼓舞，深感有了可靠的亲娘。在印尼，有志青年均想方设法尽早回到祖国，亲手参与建设新中国。我也象一只井底蛙，想要跃出井外去吸取大自然的空气。我为何有此强烈的要求，缘由从小就听二姐（生前是离休干部，科室的先进分子）讲述斯诺所著《西行漫记》的故事；七七事变后，受大姐（香港《见证丛书》第一辑有报道，为抗日和反殖民事业而牺牲）；大哥（一生清廉的高干）的抗日爱国行动所感染。在新加坡南洋女中念初小时便充当大姐的小交通员；迁到印尼井里汶念高小时，课余时间走街串巷唱着夏之秋先生所写的“卖花歌”为抗日募捐。日本南侵时，一批爱国华侨青年秘密组织起来，看革命书籍，唱抗日歌曲。日本投降后，立即组织进步社团“新岛社”与倾向国民党的社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歌咏、话剧、歌舞剧、体育等到活动。我到椰城巴中念初中时，便参加第一批保密的“学习社”活动……。自幼打心里仰慕中国共产党的我，不愿听到当地居民对华人“支那”的辱骂声，在高中尚未毕业时，执意要求回国。在一年多里，不断说服母亲的同时，不畏动荡的治安环境，在周末摸黑乘从椰城（学校：巴中）到井里汶（住家）的火车，奔走于居委会、派出所、移民厅办理一切申请回国的手续，终于在1951年与应届高中毕业生一起乘上了万吨“芝加冷加”海轮回国。这批100多位归国华侨学生克服重重困难，绝大部分带着简单行李，挤睡在底舱，乘风破浪，回到祖国怀抱。

在告别第二故乡的“丹绒不碌“巷口上，送行人群熙熙攘攘，祝福声、告别声此起彼伏。在海轮即将起航的时刻，却出现了曹禺先生在“原野”剧终时，老奶奶到处呼喊着“虎子”，快回来啊！的场景。一位母亲从船头到船尾，从甲板到底舱，呼喊着爱儿的名字，只求不辞而别的儿子能出来见上一面。可是这儿子因怕被母亲揪回去，一声不吭地躲在底舱的厕所里，最终让母亲嚎啕大哭地离开了海轮，凄楚的哭喊声渐渐远去。当时同学们尚未体谅到母亲生离死别的心情，反而为这儿子决心回国的举动感到骄傲。在海轮上，印尼各岛学生联合起来，组织了临时的回国学生团，展开一系列联谊活动。在为“抗美援朝”献爱心的动员中，团长带头将母亲留予作最后纪念的金戒指捐了出来，在他充满激情的鼓动下，团员们踊跃响应。有一位16岁巴中初中应届毕业生，为了想回国参加“抗美援朝”，不顾家父反对，只身申请回国，这时他按捺不住地倾出自己随身所有：手表、钢笔、药品、毛毯，可见他热爱“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执着程度。七月一号清晨，万吨海轮抵达终点香港。顿时一个个欢呼雀跃，“祖国万岁！”响彻云霄，高唱“歌唱祖国”，每人深深感受到祖国——母亲的温暖。

一到广州，在广东侨委的关怀下，大部分同学北上升学，想参军或工作的被安排在南方大学华侨学院学习。华侨学院的这批归侨学生经过几个月的集训，全部参加了大陆最后一批的“土改”。我自己是在一位老师的推荐下报考了华南文艺学院，当年十一月也参加了云浮县的“土改”，总结时被评为“土改”二等模范，为今后学习、工作打下思思想根基。总之，1951年暑假前后归国的华侨学生，根据“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侨务政策，一个个都实现了早日报效祖国的愿望。

文：李红梅

编辑：陈芷芳

二00八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