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僑聯五十年
李 紅 梅
在接到“我和侨联五十年“征文时，我掐指一算，恰好自己兼职侨联工作也是五十年了，故而勾起我的一丝回忆。
一、我的侨联工作五十年
一九五七年，我以学校的归侨小组长的身份，参加第一次湖北省、武汉市归国华侨代表大会。一九五九年成立第一届湖北省侨联，我被选为副主席，那时我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助教。一九六四年，我又被选为第二届的副主席。文革期间，除前期无政府状态下侨联工作被迫停止外，军管后逐步开展一些侨联活动。一九七九年恢复了省侨联工作，在第三、四、五届，我依然连选连任副主席。一九九四年我退休以后的第六、七届的十年里，为了让我能参与省侨联工作选为省侨联常委。二○○二年，我所在学校成立了院侨联，我被聘为“名誉主席”。实际上，自成立院侨联我一直参与日常工作。学院侨联到二○○七年才换届，一九五七 年到二○○七年，我为侨联工作正是五十年。
二、湖北省侨联工作从无到有和不断壮大
四十多年来，湖北省侨联是从无到有，从初创到壮大。
一九七九年之前，省侨联只有一位脱产专职副主席兼秘书（科级），日常工作均由他一人承担，遇上大事就与主席、副主席三人一起商量，牵涉到棘手的侨务政策，则由省侨办出面解决。若要召开大会或办学习班，则临时聘请一些归侨来协助。每年过节必举行一次武汉地区所有归侨参加的游园活动。省侨联常委、委员、小组长们都是无私奉献，且非常辛苦、卖力，工作基本上能落实到基层，使每位归侨亲身体会到党和国家的关怀，在各自单位上能安心学习和工作。
邓小平同志说了，“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侨联事业也水涨船高，省侨联的正、副主席以及各部长们，频频出国考察访问，招商引资，学习交流，参加同乡会、校友会等联谊活动，与海外联系更加密切了。看到侨联工作的蓬勃发展，我们这些老侨联工作者也可聊以自慰了。
三、国家发展各阶段的侨情
一九四九年，当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海外侨胞心潮澎湃，深感海外孤儿有了依靠，坚信祖国会繁荣昌盛。在印尼立即掀起第二批回国热潮（第一批是抗战期间）。有些人不顾家长阻挠，不畏印尼政府刁难（凡是华侨申请回国的要作永不返回印尼的宣誓），只身离开温暖的家，回到祖国的南海岸——广州。
华侨学生回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北京、广州、福建等地建有华侨补习学校。
一九五九年武汉也建起了华侨补习学校，湖北省侨联对补习学校的建校到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均给予了关注。
三年困难时期，省侨联号召归侨们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国家十分关心归侨的生活和健康，当形势尚未好转时，颁布了：凡是解放后回来的归侨要照顾吃白米饭。这种“奢侈”的政策，让归侨十分过意不去，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喷发出更大的干劲。
归侨学生的特点是热爱祖国，比较单纯，不怕吃苦，热心仗义，乐于助人，能听党的话。一九五八年在祖国各地不少初中应届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到农场当起了第一代有知识的农民。在节日期间，省侨联正、副主席到武昌农场慰问他们。
孰料，在轰轰烈烈的文革中，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国家对侨界的照顾和争取支持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侨汇的侨务政策，却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海外关系的一律被视为“反动关系”,“侨”被列入黑七类之列。在这种阴沉的政治高压下，在一百八十度的形势转变下，大部分归侨感到抬不起头，没有前途，十分迷茫。尤其是在海外的父母们，日子过得揪心。所以在打开门户后，一批批的归侨倒流重返罗湖桥，这就是党的侨务政策被破坏的恶果。七十年代，大部分归侨陆续申请赴港探亲。八十年代后期剩下三人，而其中两人也东南飞调到广州，最后只剩下我一人。诚然，至今学院已成立了院侨联，成员也有六七十人，教师队伍中有数名海归、台胞以及外籍华人。现在国家形势越来越好，从而又得到海外赤子的向往。
九十年代，省侨联的工作抓得很紧。为招商引资，迎来送往，走出国门，让世人了解中国和湖北省。作为“永久”牌的老归侨们也是一样，有条件的，常回到原居住地探亲访友。我也不例外，曾重返第二故乡印尼去拜祭老母亲和兄长，探望亲友。
四、身先士卒，为侨服务
在八十年代初期，我曾圆满处理了好几件棘手的事。其中，有一对归侨夫妇，他们于一九五八年从上海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到湖北某农场当起了第一代新农工。二十多年里，育有一儿两女，一家五口都是农村户口。当他们得知可以出国探亲，全家便提出申请回印尼，很快拿到了护照。夫妇俩便退了职，变卖所有家当，揣着现金，五口人启程经广州到深圳，结果因没有“港澳通行证”(公安部门没有通知他们回印尼途经香港需要持有“港澳通行证“，卡在深圳无法过关，只好打道回府，所带盘缠也剩下无几。回到武汉，只能挤睡在朋友家的地板上。几经归侨朋友的介绍，找到了我，我便陪他们去找省侨办。他们提出能否改签赴港，而当时申请赴港得等上数年，行不通又提出能否调出农场，政策上又不允许，只能“哪里来就回哪里去”。这样僵了数日，感到已经走投无路。不得已，我建议他们改签澳门（那时赴澳没有名额限制，不需排队），但指出澳门经济不景气，去了也等于走进死胡同。他们考虑再三，与其回农场还不如去澳门搏一搏。然而，凡是申请出境手续一定要由原居住地公安部门办理，可是他们在农场已无栖身之地，真是无计可施。这时我只好请求侨办出面，以组织名义代他们向省公安局申请赴澳门。经过十来天的奔波，总算办妥一切手续。由于他们在澳门没有一个熟人，临走时我让他们带上几封通过我朋友关系的间接介绍信。问题得到解决的归侨对侨联十分信任，也觉得政府(侨办）非常贴心。我自己在得到某些归侨的信任的同时还得到所在学院领导的信任。学院把一位已经出境的“右派”平反书交予我，让我设法代为寄出。一九八五年年，学院为了疏通在港校友的感情，委派我与院办一干部（归侨），利用寒假，以探亲名义赴港做他们的工作。我提出首先要落实好赴港校友的退职金问题，才有可能打开局面。学院采纳了意见并特批处理。我们抵港后，先个别拜访校友，最后才在印尼餐馆举行聚会。我们代表学院向他们拜年并致意。这样改变了校友们心目中学院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看法，并对学院的关心感到欣慰，从而打开了沟通的渠道。此后，常有境外校友回母校探望。有一位受过冲击的校友在出境前说过：“今后再也不会踏入此校门”，后来经过多方面的工作并看到形势的变化，不计前嫌，于九十年代初率团来学院参观，并作出今后要多做校际交流的决定，可见我们的工作并没有白做。我兼职省侨联及其他社会工作，均是利用课外时间。为落实侨务政策：平反、知青回城、调动和安排工作、工资调整、职务晋升、孩子上学、分配房子、出国探亲、家庭纠纷┅┅，对来访者我是耐心地听其倾诉，安抚其不平的心理，并向有关部门反映，找侨办解决问题。平时出去开会、办事，均是以一九五一年由印尼带回来的“汉柏”牌女式自行车代步。有几个暑假，我以省政协常委的身份，带领省政协华侨工作组成员到地、市县级侨乡了解侨情，建议地方政府协助解决归侨、侨眷的实际困难，回来后写报告向上级反映。我虽有不少社会兼职，但每学期的教学都超过工作量，在教学上能认真负责、因材施教、教书育人，博得学生爱戴。一九九一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并被授予“人民教师”奖。
五、争取侨心，至关重要
我在此文如实追述几件陈年旧事，可以看到祖国五十年来的峥嵘岁月；也展示出改革开放后蒸蒸日上的侨联工作。侨联是侨界的娘家，虽说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侨联工作中心也是要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但是海内外华人、华侨、归侨、侨眷，一旦遇上了困难，自然会找上门来，要求解决。侨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侨界的桥梁和纽带，要以“侨益法”来维护他们的利益，并要作好其思想工作，以争得侨心，从而扩大祖国的影响，争取早日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
写于二○○七年
我就是李红梅（穿红衣者）
文：李红梅
图：赖国璋
编辑：陈芷芳
二○○八年六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