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雅嘉达到天津
刘 菊 芳
1934年，我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嘉达，小学就读于“广仁学校”,中学六年都在“巴中”渡过。1953年，我和许多巴中高中毕业的同学们一起乘“芝万宜”号轮船回国升学。父亲支持我回祖国，而母亲是不愿意我离开她的。如果说人生是充满遗憾的旅程，我的第一个遗憾是回国后再没有见过我的母亲。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机会重回印度尼西亚会见亲友，而那时母亲已不在世了。抵达国门后，我在北京华侨补校参加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被天津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我本想学医，却被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那時，我們沒有自己選擇的可能性，这是我的第二个遗憾。既来之，则安之，四年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天津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耀华中学”。在耀华中学一直干到1990年退休，后又返聘三年才正式离开講台。解放初期，天津市是全国第三大城市，交通便利，民风朴实，物价较低，治安良好，命运之神对我还是很关照的。我57年结婚，先生是一位大学教师，他热爱数学，热爱中国的教育事业。文革前我们有了两个孩子，八十年代都大学毕业，并都有稳定的工作。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科学是方的，政治是圆的”，先生在大学工作时，继续刻苦读书，一丝不苟地搞科研，除了微积分等，他可开讲数学系的函数论与概率课程。他讲课讲得好，是一位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却被扣上“只专不红”的帽子，难逃文革一劫。1966年8月17日到1969年1月17日被关进“牛棚”，我们的存款被冻结，房子也被“造反派”抢走一间，最后先生被下放到河北省某县干校劳动，他的单位——“河北大学” 则莫名其妙地从天津搬到保定。然而，文革中人妖巅倒年代里，生活还得继续，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又要上班上课做班主任工作，里里外外，忙忙碌碌，生活过得很艰辛，三十多岁头发就开始变白了。不禁想起在中学母校“巴中” 读过的唐代诗人李白在《将进酒》中的名句：“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古人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复出，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政治上开始拨乱反正，针对中国经济的严峻形势，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关于红专问题邓小平指出“知识分子只要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就是又红又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河北大学为我的先生平了反，晋升为副教授，提了工资。1979年还派他去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留学，回国后让他培养硕士研究生，任河北大学数学系副系主任。1985年河北大学又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允许他调回天津工作，回津后他又任“天津师专”数学系系主任，并晋升为正教授。后来天津师专与天津师大合并，2002年落实房屋政策,我们仅用廿万元人民币就买到了九十多平米有暖气的房子。
尽管人生的道路很坎坷，我本人在耀华中学一直勤勤恳恳，把课讲好，把班主任工作做好，还培养出天津市统考文科状元。1988年晋升为高级教师，此外我还做些社会工作，工会小组长，担任归侨教师学习小组长。退休后还担任市侨联属下——“雅嘉达校友会”理事。由于我的表现，先后被天津市妇女联合会评为“1986年度天津市‘三八’红旗手”，又被评为天津市教育局评为“天津市普教系统1987-1988年度优秀园丁”，1990年又被天津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和天津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授予“天津市优秀归侨侨眷”荣誉称号，于2006年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给颁发“从事侨联工作廿年以上”证书。
晚年，我和老伴都有退休金，医疗保险，过着平静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我开始相信命运：“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如果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他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谨用这些名言，祝校友们好运！
写于二零零七年十月
刘菊芳全家合影
编辑：陈芷芳
二零零八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