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 片 段 往 事
黎景梅
岁月如流，转眼间就已步入古稀之年，回顾往事，思绪万千，仅擇如下片段往事以記之。
（一）
我的祖籍是广东梅县，1934年11月17日出生于印尼雅加达，是第一代侨生，父母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七个兄弟姐妹，全是“巴中”生，我排行老二。
1947年在“新华学校”念完小学，顺利的考入“巴城中学”，高中阶段曾当过两年的家庭教师。1953年高中畢業后在“牙律中华学校”任教两年 。1955年6月下旬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曾在北京华侨补校补习，次年考入厦门大学化學系，1960年大学毕业服从国家分配到祖国西南边疆云南省原“昆明工学院”（现更名“昆明理工大学”）教书。1986年底退休。
(二)
我父亲是清代末年间出生的“唐山伯”，出身贫寒，小时仅读过两年新塾，13岁时跟“水客”来南洋谋生。从童工到百货店当伙计（店员），干了近20年，靠勤俭有了点积蓄，才在雅加達的富人住宅区里开“亚弄店”，以维持生计。父亲为人耿直，淳朴善良，做小生意讲诚信，以薄利多销的方式经营，吸引附近的街坊光顾。虽文化低，能勤奋坚持看报，在逐步提高文化水平的同时，也接受了进步的思想。他从未有客家人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对眾子女的教育一视同仁，这是我的庆幸和难以忘却的事。在缅怀父亲时，深感他是个慈祥称职的父亲，一辈子过着清贫，劳碌，节約的生活，倾其所有供子女们上学，常以他幼年失学的痛苦激励我们要珍惜上学的时光念好书，有知识终身受益。他特别关注子女们的品德教育。可惜父亲未得到子女们的回报，却因病过早离世，使我感到终身遗憾。
我母亲是出身于一个华侨家庭（我外祖母在当时葡属帝汶经营百货店），由家境较好的外祖母（我外曾祖母）抚养长大，念到小学毕业 ，当时可算是有文化的人。婚后来雅加达，过夫唱妇随艰苦的生活，是贤妻良母型知书达理的人，心地善良，也乐于助人。她很少打骂子女，常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教导子女；能融洽处理亲友邻里关系，只要听到亲戚家谁有矛盾纠纷，他都会抽空去做调解员的工作，在众多亲戚心目中是较有威信的长者。母亲于1965年和小妹一起回国，在五个子女的细心照顾下走完她的人生。我们几个子女以尽了孝道、盡了为她养老送终的义务而感到欣慰。
生长在小商家庭，深知父母的艰辛，从懂事起会干些力所能及的如：照看年幼弟妹，看店和做点家务。上中学后，我们七个兄弟姐妹轮班守店（不再雇店员和工人），年长的三个都有主要分工，我哥和大弟负责送货和收帐，而我是开流水帐单，每月底结一次账。搞土杂零售生意，每天有两个繁忙时段，即中饭和晚餐前的两个小时。其它时间顾客较少，有时父母分头采购货物，而我们就边看店便复习功課和做作业，一般晚上才能静心看书。
忆这段往事，从中感悟父母是家庭中的首任教师，父母的言行是直接影响子女们品德上是否健康成长的关键。良好的家庭教育，给予子女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懂得做忠厚老实的人，应以坦诚踏实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工作和生活。我们正是遵循父母的教导，一路平安地走过来。对物质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能吃苦耐劳且过勤俭生活就行。
（三）
由于家境条件所限，我在巴中念书期间，都没能参加班里组织的各种课外活动，除听课和实验课外是处于来去匆匆的状态，一般仅在课间休息时与座位周围的少数同学交谈。当时学习成绩只能算是中上，留给同学的印象是很普通的文静女生。
回忆母校巴中，我亲眼目睹学校日益发展的过程。建校初期，面临资金缺乏的困难，校舍与实验仪器都是借用外校的，校舍分散给师生们带来不少的困难，天天来回奔波赶路上课。在那种艰苦办学条件下，师生们都有信心和勇气共同去克服，加上当时富有的爱国侨领慷慨解囊捐助，使巴中在短期内迅速成为全印尼闻名的中学。
记得在学校发动全校学生开展“建校百盾募捐活动”，号召每人拿着募捐卡向亲友、同乡募款。当时学生都积极响应，利用课余时间想方设法争取超额完成任务。班级之间还开展募集款数的竞赛，热烈场面极其感人。募捐活动不仅募得了一笔可观的建设资金，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爱校的情怀，这是良好学风的一种体现。
韦同芳老师历尽艰辛，创建了设备较齐全的物理实验室，给学生提供良好的实验条件，在建校史上应该是功臣。在实验课中严格要求学生以认真态度如实测出数据，课后写出字迹工整的实验报告。在化学和生物实验中的要求亦不例外。开设实验课不仅起到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為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动手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
数学老师刘宏谦、温鸿琳的教学态度及其敬业精神是众所周知的：刘老师上几何课从不带圆规板尺就能准确画出各种图形，说明他精通业务，经长期磨练才能取得好的技巧，常以启发式讲透证明正定理的思路，然后要求同学如何证明逆定理作为小测验，下课缴卷，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我是很赞同他的教学法。温鸿琳老师认真负责兢兢业业讲好每一堂课，常指导同学看有关的参考书，搞懂教学内容的引伸部分，这有助于培养学生认真思考，仔细分析和解缺问题的能力。
自己的青春年华是在巴中渡过，能在校领导正确的办学思想，善于规范各项管理工作，以及师长们的辛劲耕耘，培育了同学的“奋进、求实、互助、团结”的良好学风，这样好的学习氛围里学习成长，感到庆幸和难以忘怀的，给自己打下理科的扎实基础和懂得做人的道理。
（四）
在上大学期间，正是全国开展各种政治运动的高潮，经历反右，向党交心，插红旗拔白旗，政审，红专大辩论到全民大炼钢等运动。身为归侨学生对有些政治问题的认识有些疑惑，是不足为奇的。當時，在政治學習中，若不发言就说你对运动有抵触情绪，若在会上暴露思想谈看法，“左先生”就扣上“对党的感情不深”或是“立场不稳”的问题。搞得左右为难，处于困惑之中，对我曾在印尼侨校教过书，也被作为社会关系复杂的依据。尽管给扣上“立场不稳“、”只专不红“等帽子，我是采取保留的态度不予承认。总之经过各种政治运动，认识问题从模糊到逐渐提高的过程，明辨了大是大非，当时他们对有海外关系的人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1960年是国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我夫妻俩大学毕业服从国家分配来云南，由省教育厅分別分配到相距十二公里的两間學校（我被分配到原“昆明工学院”，他却分到在原“昆明农林学院”）任教，除周末外，我俩在两校分居生活了十二年。由于两校都不同意放人，经过多年的周折，才终于1972年把他调入昆工。想起那十二年里，我面临三方面的难题：（一）教学工作任务重。刚到学校半年，有位老师因营养不良患了水肿病，需静养不宜授课，教研组安排我立即顶替上课，突如其来讲课的重担感到心中无数。但看到的現實情況是：基础课教师人员紧缺，12位化學教師，要担负全院有关专业的化学基础课（普通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四门课）教學，都是大班上课，一般听课的学生人数在100－200人之间，只能勇于承担下来。自己虚心请教，征求和倾听原任教师的意见，并全神贯注认真备课。在头几年相继教过无机，普化，分析等课。这些课包括讲课，实验课，辅导和批改作业全都是包干到底。基础课教学课时多，年年总是繁忙直到退休为止；（二）独自担负养育孩子的重担。夫妻俩不在同一单位工作，家里又没有老人帮照料，学校幼儿园只收两周岁以上的幼童，势必求助于人.白天将小孩送到校内职工家属照看，晚上接回家。平时抽空得去看望孩子，询问饮食健康状况，遇上小孩患病还得抱着小孩跑医院看病。（三）家庭经济负担重.。那时我和大儿子在校内食堂开伙，丈夫又在农林学院食堂搭伙，而小的在保姆家里吃，一家分成三处开销。1968年以前还要负担我和丈夫两边弟妹上大学的书费和零用钱。靠微薄的助教工资收入雖然还是可以勉强生活，但如遇到孩子患病住院，非得借债，所以家庭生活拮据。
那12年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困难的时期，肩负工作与家务重担，长期疲于奔命，体力上的透支导致患严重的气管炎，痔疮，急慢性咽炎等病，常常带病坚持工作，从中磨练了自己正视生活，能吃苦耐劳，克服困难的勇气。
总之，这辈子历经艰辛，磕磕绊绊走过来，事业上未有突出的成就和做过有益于国家的重大贡献，只是在平凡的教学工作以勤勤恳恳，踏踏实实，认真负责的态度完成了教书育人。先后曾获得过校内三好青年，先进教师等荣誉称号。对自己是个鞭策和鼓舞，自己问心无愧，一辈子当个名符其实的辛勤园丁。
退休后，我俩推辞返聘工作，自我感觉从未有过的轻松，原因有二：一是圆满结束了忙碌的教学工作，此后无任何工作压力与烦心事；二是已顺利地完成抚养两个儿子的任务。老大一家五口现定居加拿大（原是留德博士生），老二一家三口在广州生活，他们经常以电话或发电子邮件关心我俩。
虽是空巢家庭，但我俩的退休生活没感到寂寞。我們安排了三个方面休闲生活：
（一） 平时做到两个坚持：一是坚持每周有五天锻炼，在校老年体协组织的网球队打网球，保持适量运动。结识了不少球友。运动中常为自己或别人某个错误动作喝彩，开怀大笑。聊天时多是健身方面的话题。通过长期锻炼，身体健康状况有所改善，而更大的收获是有愉快的心情。二是坚持天天看报关心国家大事。此外我俩也会经常上网浏览新闻，收发电子邮件，下载有关保健方面的资料，空闲时在电脑上打牌。
（二） 常参加各种校友会，校侨联，联谊会的聚会和郊游活动。广交朋友。
（三） 近十年里常出省出国探亲访友旅游。我们将有限的退休工资除用于日常家用、保健品和防病储蓄外，全都交给铁路航空部门了。
我国坚持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在经济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今天，人民的生活条件有很大的改善，退休职工的生活有了保障，我们是受益者，应安排好自己的晚年生活，以平和的心态正确对待人生，别自寻烦恼，要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合理膳食，适度运动。若体力还行不妨出游观赏美景，丰富自身的生活情趣。保持积极乐观，快快活活的生活，过好每一天。
景梅夫妇
景梅夫妇
景梅夫妇
景梅夫妇和大儿子全家
文、图：黎景梅
编辑：陈芷芳
二○○八年五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