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退休前打工的德国“拜耳公司”上海办事处的秘书 Jessica，发给我一个电邮，没打开阅读前，感到好开心，因为已有好些时间没有和她联系了。然而，一看该电邮的《事由》栏，写的竟是：“Mr.Lin Baoming Passed Away” ！
即“林宝明先生辞世” ，使我十分感叹！我想我应该写一些文字纪念他。
林宝明先生不是什麽大人物，也不是什麽名人大款，更不是可以前呼後拥、颐指气使的高官，相反，他曾经是一个连老百姓都不是的劳改犯。我认识他时，他已是个孤苦零仃的老人。记得那是1997年的事，当时我仍没退休，担任“拜耳公司”在中国大陆的首席代表，常驻上海。2003年我正式退休後，写了并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蓦然回首─与“拜耳”同行22年》，一看书名便知那是写我到港後，侥幸考进“拜耳公司”，在该公司打工22年的一些趣事。在该书的第十四章中，写了如下一段和逝者林宝明先生有关的事：
“……有一天我收到德国驻沪总领事馆的一封信，信中说总领事馆收到一位名叫林宝明的老先生写给拜耳上海代表处的信，因为写信人不知道代表处的地址，要求德国驻沪总领事馆代转。
我拆开林先生的信，该信是用文稿纸一格一字端端正正写的。信中说他解放前曾是拜耳公司在上海的职工，负责销售解痛退烧药“阿司匹林”，现在住在江苏北部的大丰县。上个月看到上海《新民晚报》上德国“西门子”公司上海代表处的广告，说“西门子”公司为了纪念其医疗器械在中国行销一百周年，希望征集解放前在中国的一些物品，包括：广告剪报、小礼品等。他想“西门子”公司在上海有代表处，相信拜耳公司也应该设了代表处，就写信给领事馆要求设法探交给拜耳公司代表处。
我读信后，感于林老先生离开拜耳已有四十几年，仍念念不忘，遂按他信上留下的地址给他回了信，对他曾为拜耳公司工作表示感谢，还夹寄了一张名片。
我本想如果他接信后回信给我，就安排时间驱车去一次大丰县拜访一下这位拜耳公司解放前的老职工。岂知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临下班前，代表处突然来了一位自称是七十三岁的老人，衣衫破旧，背着一个小包袱，持着我的名片，说一定要见首席代表。秘书小姐把他带进我的办公室，他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张先生？”后，就立即跪下，声泪俱下地说：“我就是大丰县七十三岁的老汉林宝明！”我吃了一惊，急忙扶他起来坐下说话，他给我叙述下面的故事：
解放前他是上海“震旦大学”药学院毕业生，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经朋友介绍才在上海市税务局做事。他说国民党统治时期税务局是机要单位，在税务局工作的人都要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员。
三年后他不忘自己的专业，离开税务局进了当时拜耳公司在上海的分公司，负责“阿司匹林”的销售。解放后拜耳公司和所有外国公司都被迫退出中国大陆。因为曾经在国民党党员，在政治运动中他成为专政对象，五七年反右斗争中又划为右派，被遣送到青海劳改农场，刑满释放继续留场劳动，成为劳改工厂里的工人。六十五岁时退休送回上海。但到了上海才知道妻子早已改嫁，两个女儿也不知去向。由于在上海已经没有什么亲人，根据当时的规定，他又被遣送到苏北大丰县落户，听说大丰县原是上海市劳改释放分子落户的地方。他说在大丰县他租用了农民的一间房，每月房租十元。他每月收到青海寄给六十元的退休金，所有开销就是付了房租后的五十元钱。开始时还勉强够，但近几年物价飞涨，只好买大饼、馒头充饥。他还能讲得出许多拜耳药品的名称，记得起在拜耳公司工作时几个德国人的名字，虽然人名能用英语说，但他已经完全不能说英语了。除了大丰县的身份证，他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曾在拜耳工作的证件和物件，他说，送他去青海时，除了几件衣服，什麽都没有了。他还说自离开上海去大丰后，多年来就没来过上海。
他接到我的信后，立即向镇政府请假（因他是刑满释放劳改犯，由镇政府监管），一早从大丰县乘长途汽车到上海，路上停车吃饭时虽跟着其它人下车，却只能就着饭店的自来水龙头喝几口水，一直捱到上海终点站。
正值盛夏，我赶紧请秘书在附近的旅馆给他租了一间有空调、电视、浴室和食堂的客房，让他住下，满足他的要求在上海游览三天，负责他的一切费用。还准备了一个有轮子的手拖箱，除了买几件衣物给他，还把自己有多的寒衣，以及动员同事捐出的冬衣（毛衣、大衣为主）一起放入拖箱中给他带走。并给他三百元钱。而他却苦苦哀求要我设法把他留在上海，要我给他安排一个工作，甚至看门的工作也好。经我一再解释没有这种可能性，才勉强同意回大丰，但坚决要求给他生活补助。我说我会打报告给公司总管去争取，只是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曾是拜耳公司的职工，担心不一定能行。但我向他保证，如果争取不到，我个人会适当给他补助。
不出我所料，无凭无据公司无法给他补助，我只好个人每月寄给他两百元。大概两年后，我放年假和妻去美国旅行，顺路参加孩子在美国加州大学的毕业典礼后，竟忘了每月寄钱的事。几个月后，我却收到在香港“拜耳中国有限公司”总裁转来的信。信中夹了一封林宝明的信。原来他几个月没有收到寄款，竟然如法泡制，由大丰县直接寄信给德国驻香港领事馆，德领馆把信转给我的总裁时，还把该中文信翻译成德文，并把德文译稿打印出一起寄发。这样一来，总裁让我重新写一份有关他的情况报告后，就连同德文释稿作为根据，批准由上海代表处给予林宝明每月三百元的补助，从而彻底解决了他的生活问题。
自打正拜耳的牌子开办事处，确实陆续接待过几位拜耳公司解放前老职工的来访，他们都是和林宝明一样七十岁以上的古稀老人，但遭遇不同于林宝明，要比林宝明好，而对拜耳公司的怀念和感情却相同。……”
前几年，我退休後每年都至少要去一次上海，和在上海的原拜耳公司同事相聚、倾谈。当然没有忘记过询问Jessica公司有无继续给林宝明老先生寄生活费，并提醒她，随着百物涨价，应该给公司人力资源部打报告，适当调整每月给他的补助，而 Jessica却早已做了，公司也批准了，使我感到放心。Jessica还说，他每次收到公司的寄款，都一定立即回一封用文稿纸写的感谢信，仍然是一格一字端端正正地写，还会在信中夹寄他看到的有关拜耳公司和其它德国公司讯息的剪报，这是他长久以来坚持的，表示他对拜耳公司的关心。当他知道我已退休後，在每次来信中还一定要Jessica转达对我的问候。
对於他的逝世，我是很伤感的，虽然屈指算来他已算是高龄而逝，然而，想到他好不容易大学毕业後，因找不到工作，为了能进入税务局而加入国民党，只短短工作了几年，就因此开始遭遇到无休止的逆境，吃尽难以想象的苦难，以致在劳改场呆上二、三十年。而终於有机会由青海劳改场回上海後，不但发现人事已非，已经妻离子散，落得举目无亲，一贫如洗，更无立锥之地。又孑然一身被遣送到大丰县……。其实，林老先生的悲惨境遇只是冰山一角，我有时甚至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度过那漫长的、没有人格的、几乎看不到一点希望的苦难日子。
谨以此文悼念曾经至少苦读了16年书、年轻时也曾经和许许多多人一样满怀激情地憧憬过将来、结婚後曾经小心呵护温馨家庭，甚至也曾经和当时上海市民一起箪食壶浆以迎人民的队伍而却走了如此的人生道路的林宝明老先生。对他来说，离开人世或许是一个解脱。他在人世間的漫長人生旅途中，得不到作為一個人起碼應有的生活權利和人格尊嚴，但愿他能安息於地下黄泉！
201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