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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加达“巴中”读书，从高中二升到高中三年级时好象从一个少年渐渐变成青年了。因为每天晚上去刚成立的一所学校 夜校部当事务员，负责学员报名、收学费、收书费、用钢版刻蜡纸、用手摇印刷机印讲义、打上下课钟……。那时，二战结束已经有七、八年，印尼已宣布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诞生，印尼社会百废待兴，华人教育更是蓄势待发。
該校办商业夜校的消息一宣布，学员就蜂拥而至地报名，他们都是日本鬼子占领时期的失学青年，多已在社会上从商或就业多年。日寇自发动太平洋战争，南进东南亚，每占领一个国家，就摧毁当地的国民教育。在印尼，只准有小学，而且要学日语，学校上周会，要唱日本国歌！其想愚弄和奴役被占领国人民的狼子野心彰彰甚明，当时日寇以“亚细亚共荣圈” 来掩饰。没想到可耻投降半个多世纪后，还千方百计地继续为自已的侵略罪行掩饰和抵赖。
开始时，夜校只开办如簿记、会计等商业班，几个月后就应社会上想提高文化知识的青年的强烈要求，办起初中班。在师资缺乏的情况下，才读完高中二的我，竟被要求担任初中班的化学和代数教师。
因为在“巴中”念初中时要卖报纸，我的初中阶段都是每年勉强升级，每学期成绩单上的总平均分数，只有60分到65分之间，记忆中好象没有出现过65分以上的事。还好勉强初中毕业后的那年长暑假一开始，严格的父亲狠狠地批评和鼓励我，让我读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使之痛心忍性，……。”提高我的自信心；还引岳飞在《满江红》词中的名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警示我。 于是， 下决心利用长暑假，关在家里把初中的数理化习题通统从头做一遍，那些习题大多是初中三年中应该做而没有做的。这样，升上高中后，才较轻松地把功课跟上。当夜校主任要我这个初出茅庐的事务员，兼任化学和数学教师时，我还是战战兢兢地几乎哭丧着脸答应下来的。
然而，学员多是30岁左右、有丰富生活经验的成人，还只有16岁的我，只配做他们的小弟弟。没想到他们的求知欲望是如此的强烈、学习态度是如此的谦虚谨慎，真的既把我当教师，又把我当小弟，既尊重、又爱护，既用功、又不耻下问。教学相长，努力备课的过程，使我对知识的理解比只做学生时广泛和深入，深感坐收“温故而知新” 之效。其实，向他们学到的比我给他们的还要多，因为我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为人处世之道，勤学苦读的学习作风，和相互关怀、克服困难的品格。从此，白天做学生和复习功课以外，就抓紧时间备课、批改作业、经常和他们以及夜校教师一起讨论功课和教学方法，我感到我开始在和大人们在一起做大人的事，渐渐地由爱玩的少年变成要考虑其它问题的青年，由幼稚慢慢变得有点成熟了。
没想到从此和該校结了缘，高中毕业后，因印尼华校师资缺乏，就继续在该校做一个全职教师，既教日校，也教夜校。那真是激情的年代，既强烈憧憬要继续升大学，将来做工程师或科学工作者为社会献身；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眼前的教学工作中。每天一早就到校，上午班的课，下午班的课，夜校的课上完后才回家备课、改作业本，星期天还搞课外活动……，生活真是过得极其丰富多彩！就这样，转眼粉笔生涯不知不觉就过了五个年头。
那时，师生关系是那么地纯朴，同事关系是那么地真诚，我是学生的师长、也是大哥；是教职员的同事、也是小弟。最开心的是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游泳，田径、远足、摄影、成立各种兴趣小组。最难忘曾利用暑假组织师生到万隆旅行，那是万隆举行“亚非会议” 不久，我们到那里寻访周总理的足迹、亚非会议的留痕。而万隆这座山城的美丽，和覆舟火山囗浪漫、凄美的故事，以及它的山城天气、纯朴的老百姓和柔美的“巽达”话，让我们流连忘返。到现在，事隔整整半个世纪，有时翻看那些已有些泛黄的黑白照片，都不禁会陷入深沉的回忆之中。那些活泼可爱的男女同学，那些年轻的男女同事，在万隆Dago瀑布下、在覆舟火山口边、在周总理为首的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住过的别墅旁、在Gedung Gonggolia(即亚非会议大厦) 前……都一起拍下了许多照片。然而，照片中的男女同学如今都已做了祖父、祖母，而年轻的男女同事而今安在？
难忘的还有每年在Jembatan Dua华中田径场庆祝国庆节，记得第一次是1952年，巴中学生跳的集体舞是《战鼓舞》，华中跳的是《红旗舞》，还有万人操。庆祝会开好后是连续几天的田径运动会，我当时第一次知道运动会是怎么回事。还在“快乐世界” 篮球场搞一连几晚的文娱演出，招待各界人士。独唱、合唱、中国舞、印尼民间舞、西洋舞以及醒狮表演应有尽有。现在回想起来，作为华侨，那时实在做得太过头，有喧宾夺主之嫌。然而人人都兴高彩烈，全身心投入，充满激情和温馨。因为当了教师，我从1954年开始转而带领学生参加白天的运动会，和晚上的文娱演出，虽然运动会和文娱演出都以巴中、华中和八华三大学校为主角，其它各校属Anak Bawang的角色，却一样年年满怀激情参与其中，而且越来越投入，直至1957年离开印尼回国。然而，好象从那以后，就已难再有那种激情，因为那激情的年代，已不知不觉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飘然而逝。
在中、印关系密月时期，两国的各种文化艺术代表团纷纷互访。记忆中当中国文化代表团和杂技团来访时，我们就好比过节：去机场迎接、到他们下榻的“交通旅馆”看望、送中式的美味佳肴让他们吃好、甚至帮他们赶制演出的服装（当时中国没有好的衣料），巴中的歌舞团还见缝插针，向他们学歌舞……。杂技团在Lapangan Banteng演出时人山人海，我也和几个同事和学生前往观看。演出前杂技团团长讲话，为了节约时间，他用国语开了个头后，整篇讲词就由翻译用印尼语读到底，当翻译读到杂技艺术表现“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幸福……”即“kegiatan, kebranian dan kebahagiaan rakjat Tiongkok……”时，印尼观众就高喊：“Djangan Tiongkok sadjah dong! Indonesia djuga dong! ”（請不要只說中國，也說說印尼吧！），听了真是令人忍俊不禁！当时是第一次看那么精彩的杂技表演，印尼广大观众原来也不知道“Akrobatik” 是怎幺回事？卒令全场观众看得如痴如醉！甚至许多人兴奋得手舞足蹈。
那时好象带着使命感在教书，千方百计要把书教好、把学生带好，到处收集参考书补充知识，还回到巴中母校旁听以前没有学好的课，还参加刘宏谦老师为我们开的微积分课。1956年福建“厦门大学”开办“华侨函授班”，在雅加达举行统一招生考试，还考上该校的化学系开始按指示自学解析几何、微积分和无机化学。记得做好的作业寄到厦大函授部，负责辅导我们的安丽思老师，认真地用书面给我们解答问题和批改作业。1957年我只读了一年的厦大函授班就回国，由广州分配到集美侨校后，还特地去拜访厦大函授部，向安老师以及函授部的老师们致谢，函授部的老师们还在厦大校园内请我吃午餐，席间详细向我了解印尼华校的具体情况。不知现在那位安丽思老师在那里？奇怪的是当时教书的使命感，一直都保持着，1963年我大学毕业留校教书，也带着这种使命感，直至1980年离开教学工作到香港。几年前，即我离开教学工作20多年后，有一天在上海的住处收看到电视上播放一首儿歌，歌词是：
光阴似流水，不一会，
课毕放学归；
大家仔细想一回，
今天功课明白没？
老师说的话，可曾有违背？
父母盼儿归，
我们一路莫徘徊，
将来治国平天下，全靠吾辈；
大家努力呀，同学们，
明天再会！
播放时，背景柔和、童声娇脆。我听着、听着，就回想起高中毕业后教书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情景，还禁不住热泪纵横，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真是光阴似流水！一霎间，我们就已步入老年，当年从巴中高中毕业，我们把美好的青春献给华侨教育事业，才回国升学、工作。人到中年才又两手空空、携妇将雏来到香港，从零开始、重起炉灶。最近读了好几位学长如：丘瑞霖、温广益、黄江汁、潘自强等写的毕业后或留在雅加达，或奔赴外岛、外地从事教学工作的大文多篇，深为一大批巴中和华中生高中毕业后，勇敢地担负起当时印尼华校的教学和管理甚至发展重任的努力而感动。我们在青春年代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不枉母校对我们的教育和培养，无愧于那既充满青春激情，又充满诡谲的大变动时代，对那已逝的青春岁月，对那段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无怨也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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