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往事（四）至（六）

少年往事
（之四）
不同時代的不同軍隊

UC53

     少年時在印尼，自從二戰爆發後，就走馬燈似地換了幾個不同的時代，隨著時代的變換、年齡的增長，也看到了不同時代不同的軍隊。

     日本侵略者登陸爪哇島之前，統治印尼的荷蘭軍隊已經先行撤離，當時我才七歲，在“芝加冷” 小鎮，親眼看到滿載武裝軍人的大型運兵車，一輛接著一輛在通往巴城（雅加達的舊稱）的公路上行進，轟轟隆隆的汽車引擎聲，連續鬧了整整兩天，公路上揚起滾滾紅塵。在大路兩旁圍觀的印尼人都喊著：“Konpoi! Konpoi!”，後來唸高中時，才知道那是從英文的“Convoy” 變來的印尼文外來語。中午時分，Konpoi 還一連串地停下來，讓下車的官兵，每人手裏捧著罐頭食品在樹陰底下就餐。我跟著膽子較大的大孩子，趨到那些官兵前看他們進食。他們顯得很和藹，笑看著我們，有的還從口袋裏摸出幾顆糖果，發給我們這些孩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藍眼睛、高鼻子、滿面膚色通紅的荷蘭軍隊。回到家裏，給大人狠狠地訓斥了一頓。大人說現在時勢很緊張，日本鬼子要來了！

     不久，日本鬼子真的來了。日本鬼子使了奸計，他們故意在荷軍撤走後不登陸，讓印尼各地處於無政府狀態多日，事先鬼子派出的許多裝扮成商人、教師、醫生等的特務，鼓動各地的印尼暴徒，乘無政府狀態之機，對華人進行搶掠、殺戮，並把華人的房子拆光、燒光。我們幾經辛苦和危難逃到巴城，在“中華商會”的難民收容所避難。難民收容所就在“卡渣瑪達”大街“孟加勿剎”路口、“芝利翁”河邊，它原來是一個倉庫。對面是“林德蒂弗” （五大荷蘭洋行之一）鋼鐵企業，那時，被已經登陸的日本鬼子兵接管。我第一次看到挂在那門口的太陽旗，和提著槍、身材矮小、留著一撮鬍鬚在旗下站崗的日本鬼子兵，槍頭還插上白閃閃的刺刀！面目十分可憎。

     後來，我們好不容易在“丁基”(Tangki) 租了一個房子住下。每向“班芝蘭” 方向出入，都要經過“林德蒂弗” 左側、“芝利翁” 河水閘(Pintu Air) 邊的崗哨（現在好象是Hotel Jayakarta所在地）。所有行人走過那個崗哨時，都要向站崗的鬼子鞠躬，有人不知道或忘了鞠躬，鬼子兵就用刺刀頂著他的胸口，把那人押到鐵欄杆前，向著烈日罰站。或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任由站崗的鬼子兵心情好壞決定。我曾看到過沒有鞠躬的男、女行人在罰站，如果有人給烈日曬得昏死過去，鬼子兵就喝叫其他路人，把昏倒的人架走，再也不管其死活。有一天，一個瘋女人因爲不鞠躬笑嘻嘻地走過，被喝令罰站曬太陽時，還笑嘻嘻地想走開，該死的日本兵竟用五花大綁，把她綁在鐵欄杆上，直曬到昏死過去，才叫人架走！

     我和哥哥有一次急著去班芝蘭，跑過鬼子崗哨時，沒有向站崗的哨兵鞠躬，突然聽到“巴格牙魯”的喝罵聲，兩人趕緊回頭，想來這下非罰站不可。沒想到鬼子揮揮手，叫我們走開。原來，那已是1945年9、10月份，日本已可恥地宣佈無條件投降。

     日本鬼子佔領印尼時，也和在中國一樣，組織了當地人的部隊，主要是協助維持治安。有稱爲“HeHo” 和“Sukarela” 的兩支保安部隊。我不知道“HeHo”是什麽意思；“Sukarela”是志願部隊的意思吧！記得那時在街頭巷尾，經常有一群戲耍的印尼小孩，傳唱相當動聽的一首童謠：

Ohm Mamae! teken serdadu!

Gaji dua ribu,

Jangan takut mati!

Mati peperangan,

Kena pelor aceh,

Aceh belom sampai,

Darah sudah meleleh!

     歌詞大意是：“帶兵的馬麥大叔啊！工資兩千，莫貪生怕死。為何中彈戰死，槍彈未至，就已血流不止！”

     根據這首童謠，反映那時好多當地人冒險參加保安隊是爲了那“工資兩千”，然而，進了保安隊，他們就擔心“不幸中彈戰死”的心態。另外還組織守夜隊：“Kokok Beluk”，用貓頭鷹做標誌。鬼子投降前，物資極度缺乏，糧食供應緊張，日本鬼子把各種資源能運走的都運走，甚至把巴城大街小巷、門前屋後的鐵欄杆，都強行拆走，運到日本去回爐造軍火。

     日本鬼子想在亞洲以“大東亞共榮圈”做幌子稱霸、奴役亞洲人民的野心，雖然已以可恥的無條件投降告終，但是，和德國人不同，日本從來沒有反省過它在中國和亞洲犯下的滔天大罪！他們佔領、破壞、掠奪、屠戮、姦淫，甚至滅絕人性的用人來做生化試驗，並悍然施用生化武器。。。樣樣無所不用其極！後來我有機會在德國“拜耳公司”(Bayer) 工作達二十多年，經常和德國人打交道，深感他們對於二戰時犯下的罪行，進行過反復徹底的反省。除了道歉、賠償，還進行深刻的教育，並認爲雖然是希特勒犯下的罪行，但所有讓希特勒上臺的德國選民都要承擔責任。相反，日本除了從來不道歉，還把自己裝扮成戰爭的受害者，無恥地修改教科書，竄改侵略歷史，掩蓋屠殺罪證。最近又千方百計擴軍、修憲、反復參拜供奉著東條英機等罪惡戰犯的靖國神社……，想重溫舊夢！亞洲人民戰後以厚德感化日本的想法和做法，結果是適得其反。孔子都說過：“以德報怨，何以報德？”，雖然戰爭至今已過了半個多世紀，但是，亞洲人民能不警惕日本不斷窺測方向、蠢蠢欲動、圖窮匕現的侵略野心嗎？

     日本投降後不久，就看到街上經常有一組組穿深綠色軍服和淺型鋼盔的英兵，他們走路時一定跨著整齊的腳步，就好象有人在給他們喊著“一二一”齊步走口令一樣。後來，又有一隊隊的印度和尼泊爾籍的英國雇傭兵，原來他們是被派來接收戰敗國日本佔領的土地。雇傭兵很隨和，常常跑出來和老百姓用身體語言溝通，他們窮，有人把發下來的軍糧（Ration, 當時是一個個卡通箱裝的美國剩餘物資）裏的罐頭食品偷偷地賣給老百姓。有時還動情地從口袋裏拿出家人的照片，指著照片，一一告訴圍著的人們，哪一個是他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哪一個是他的媳婦、孩子。思念之情，溢於面部表情和眼神。除了雇傭兵，還有穿黃色卡其軍服的國際警察，負責維持治安，多是英軍訓練的當地人。

     在反殖民鬥爭風起雲湧時，英兵和雇傭兵走後，荷蘭人又回來了，但他們已經無法維持二戰前的安寧和平靜，荷軍忙於在中、西爪哇等地和那裏的革命隊伍開戰。那時，巴城治安混亂，經常有武裝人員夜晚闖入華人住宅搶劫。還經常聽到武裝隊伍相互駁火的槍聲，搞不清是誰跟誰開火。每在半夜裏聽到連串的槍聲，大人就叫小孩下床，匍伏在地板上，開始時豎起耳朵緊張地傾聽槍聲，甚至聽到好像在頭頂上飛過的流彈“嗖嗖…”呼嘯聲。後來就習以爲常，駁火的時間長了，我和弟妹們有時就不知不覺抱著枕頭，在地板上睡著了，直至槍聲漸漸稀落、消失，才讓大人趕回床上，或者索性在地板上睡到天亮！

     1945年印尼宣佈獨立後，荷、印進行移交政權的談判，印象中打仗不大行的荷蘭軍隊，不知是怎樣撤離的。只是不知不覺就由印尼國軍和警察維持治安，“Batavia”也改名爲“Jakarata”，取消荷蘭盾發行印尼盾。新誕生的印尼共和國獲得各國的承認和各國建交，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和印尼建交後，也派了蔣家棟先生任駐雅加達總領事，他的女兒曾在我就讀小學的“廣仁學校”讀書，他的胞弟蔣家駒先生卻在”巴中”教數學，我升中學就讀“巴中”時，他曾經教過我的三角學。講課時，一口吳儂口音的國語，常插入英語辭彙，提到“直角三角形”，總是提高嗓子說“Right angle’s triangle”或“Right triangle”。我也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印尼建交後，代表中華民國的蔣家棟先生是如何離去的，只知其弟蔣家駒老師卻留在印尼，直至最近才聽說在印尼過世。隨著亞洲風雲變幻，我們看到了在印尼的不同軍隊，也看不盡不同時期的人來人往，包括我們這些當年的所謂“華僑學生”在內，多年來也輾轉南北，各人有各人不同的境遇，不同跌蕩起伏的人生。而原籍是江浙一帶的蔣先生，最後竟埋骨他鄉，既是異數，也是風雲變幻使然，令人不勝唏噓！而我們終於輾轉來到香港並在香港定居，更是在在始料所不能及。

少年往事
（之五）
—往事如烟

     我很喜歡校園歌曲，在衆多自然純情得令人聽了心矌神怡的歌曲中，特別欣賞羅大佑寫的《童年》。歌詞說：

“……………………………

總是要等到睡覺前才知道功課只做了一點點

總是要等到考試後才知道該唸的書都沒有唸

一寸光陰一寸金老師說過寸金難買寸光陰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

什么時候才能像高年級的同學有張成熟與長大的臉

盼望著假期盼望著明天盼望長大的童年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長大的童年”

     這首節拍輕快、活潑的歌，在每段的最後一句：“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卻總會使人有一絲傷感，從而更會回憶那已遠去的如烟往事。

     由於日本鬼子的侵略和佔領，打破了二戰前寧靜的局勢，經一夜被暴徒搶光、燒光後，就完全改變了我的童年和少年，從此，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在家裏、學校裏、在馬路上、在雨淋日灑中盼望著長大的童年。因爲中午放學後要去賣報，每天總是萬家燈火時分，才帶著滿身塵土和疲累回家，洗好澡、吃過晚飯，準備睡覺時，就如歌詞所說，“才知道功課只做了一點點 ”；等到考試時，才知道“該唸的書都沒有唸！”也因此常給老師處罰，或罰站或留堂抄寫，直到初中畢業，停止賣報，利用暑假天天補做習題和背書時，才體會“一寸光陰一寸金老師說過寸金難買寸光陰” 的道理。不知不覺就過了“迷迷糊糊的童年”。

     然而，學校是最值得人們永遠懷念的。因爲那是我們獲得啓蒙的地方，開始系統地讀書、寫字、吸收知識的地方。那裏有慈祥的老師和同齡的同學，每當新學期開學，拿到新課本，總是興高彩烈地一頁頁翻看，憧憬本學期能把所學的科目都學好，每天都能按時交功課給老師。期望學期結束拿成績報告單時，沒有“紅燈”出現，得到老師表揚，帶回家給家人，讓父母開心。可惜這樣的憧憬，在我苦難的童年時代，能實現的並不多。

     升上高中，已是翩翩少年，開始顯現逐漸成熟的面孔，開始跟著學習好的同學，貪婪地閱讀課外書籍，尤其讀各種小說：現代的如巴金、古典的，最熱衷的是閱讀武俠小說，最先是《江湖奇俠傳》、《七俠五義》，而後是梁羽生的《七劍下天山》、《龍虎鬥京華》等，而金庸的武俠小說則尚未出版成書，偶然大家爭相傳看好像是從當時香港的報刊上連載的手抄本，如醉如癡，連女同學也捲入其中。如果當時有瓊瑤的愛情小說，大概會有人禁不住在上課時也要放在課桌下面偷偷地看罷！

     有不少古典文學內容的中文課本，選編了包括從《詩經》、《楚辭》、《論語》、《史記》、《通鑒》、古文、唐詩、宋詞、元曲以及明清小說等課文。真要感謝幾位中文功底深厚的老教師，發揮他們的專長，把那些課文講解得淋漓盡致。讓我們不單約略對中國古典文學有一點點瞭解，理解和體會古人的思想情操，還開始知道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喜歡如白居易的《憶江南》：“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似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以及蘇東坡：“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爐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 ，“湖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等，描寫濃妝淡抹總相宜的江南靈地和江南麗人的詩詞，以至回到中國後，禁不住要到上海唸書，從而大半生和江南結下不解之緣，竟在上海足足呆了三十多年。然而，我們學到的古典文學也就僅僅那麼一鱗半爪了！現在老了，才感到是多麼貧乏，好比明知那是一大堆寶藏，卻只在門外撿了幾顆石子。

     唸高中時，學校強化對印尼文、印尼歷史、印尼地理的課程，可惜我們沒有下過工夫去學印尼文。但是，用中文教材的印尼歷史和印尼地理，學了後卻使我們對這“千島之國” 有更多的瞭解，更深的熱愛。甚至有的人禁不住利用暑假特地到峇裏、日惹、梭羅去旅行，以親自觀賞和撫摸世界聞名的名勝古迹，體驗那燦爛的古代文化；喜歡歌舞的同學還努力學習各種印尼歌曲和民間舞蹈。時隔半個世紀，都還不曾忘記那燦爛的歷史、豐富多彩的舞蹈、悠揚的歌曲。至今都還能熟記諸如《梭羅河之歌》(Bengawan Solo) 等抒情優雅的歌詞，和它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曲調。體會印尼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國家，包括和當地人民一起披荊斬棘的代代華人從中土帶來的儒家文化。深信如果能揉合和發揚多元文化的優勢，將會使這個國家煥發出有深厚底蘊的活力。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如今跨入廿一世紀也已轉眼過了五年多，對我們已經離開印尼的人來說，雖說離開的年代已經久遠，然而，“第二故鄉” 終究有我們的童年、少年甚至青年時代的留痕。在那裏有過我們的生離死別，喜怒哀樂，也有過我們的親情、友情，和驚鴻一瞥朦朧的愛情。我們曾經是吃“展玉”的米、喝“芝利翁”河的水長大，在我們身上有熱帶海島深深的烙印，有濃重的第二故鄉口音。以至多少年來總是說不清、道不明地不時懷念那裏的土地，懷念那裏的人民。

少年往事
（之六）
—椰城的報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日本佔領時代被壓制和破壞的印尼文化教育事業開始從新發展。最明顯和最快發展的莫過於學校，和如雨後春筍般復刊或新刊的各種印尼文和中文報刊。

     那時我在雅加達當報童，賣過各種各樣的報刊，銷量最大的是中文和印尼文版的《新報》。《新報》館位於“亞森加”的“大南門”街口，如果沒有記錯，社長是洪衍源、總編是資深報人宋中銓先生。編輯部有幾員老將：陳寒冰、謝佐舜和林瓊光先生等，陳寒冰先生身裁矮小，寫文章就用筆名“寒冰”；林瓊光先生筆名“南人”，常鼓勵我給《新報》副刊《小新報》寫東西，因他家離我家近，我的文章發表後還親自把稿酬送給我，要我再接再勵；謝佐舜先生筆名“耐寒”，常用“耐寒”兩字拼音的頭一個字母“NH”署名，寫出作風潑辣的短文。謝、林兩人都是關懷後進的長輩，我曾得到過他們的鼓勵和指點，1966報館被封後，他們都先後回國。上個世紀60年代末，我有機會到北京出差時，記得曾到北京“張自忠路”，拜訪住在那裏的謝佐舜先生，和他傾談多時，當時情景，仍歷歷如在眼前，這是後話。他們的公子是我中、小學裏的同學，是學習的佼佼者。

     《新報》是左派報紙的主力，信息量較大，記得當時新報曾有“駐穗記者秦英”、“駐滬記者莊辛”、以及駐京記者。1957年回國時我曾在廣州見過秦英先生一面；後來我到上海讀書、教書，直至1980年到香港。1987年又被公司派到上海工作，到上世紀末，才在一次“上海梅州知識份子聯誼會”的活動中認識“駐滬記者莊辛”。原來他是我們母校“巴中” 校歌的詞作者、已故莊勁民先生的長公子，原名莊晴勳。旅居上海半個多世紀，他和夫人岱琇合寫了好多本書，是著名的傳記作家。之前曾任上海《解放日報》編輯、上海市市長秘書、出版社編輯等。夫人岱琇是湖南人，原在上海搞電影劇本編寫工作，對上海電影的歷史掌故十分熟悉。兩人還共同出版了如《東方之星》、《柯靈紀事》、《謝晉傳》等上海電影界人物的傳記和紀事，娓娓道來，筆力強勁，趣味盎然。我和他們成爲莫逆之交，常到他們在上海的家拜訪。談起“新報”，他說：“我當了《新報》七年的‘駐滬記者’，共寫了三百篇通訊，爲此開除出黨23年，到文革後才平反，恢復黨籍。舊事不提也罷！”。我聽了不禁為之扼腕長歎，沒有想到青少年時經常帶著激情閱讀的“駐滬記者莊辛”報導新中國偉大成就的通訊文章，其作者竟是我眼前的這位和他神交已久慈祥的學長。《新報》副刊《小新報》內容豐富，既有老作家的文章，也成爲年輕習作者的園地。記得椰城在《新報》等諸老前輩鼓勵下，曾於上世紀50年代中成立“青年習作者協會”，成立那天，謝佐舜老先生應邀出席，並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印尼文版《新報》的主要讀者，是受非中文教育的“僑生”，我至今還記得印尼文《新報》的第一版上，天天有漫畫《Ko Put On》，肥胖而憨厚的Put On 大兄是漫畫創作的主人公，他的形象畫得從不走樣，幾可比美張樂平畫的三毛；也有名爲《Jamblang Kotjok》的專欄，針砭社會。Jamblang是好比棗子的果實，成熟時呈藍黑色，汁甜而帶點酸澀，拌些砂糖，就成Jamblang Kotjok，我小時還特別愛吃。作者用Jamblang Kotjok做專欄名稱，大概是表示他寫的文章好比酸、甜、苦、澀俱全的平民食品。在大南門街口，還有一家印尼文的《競報》(Keng Po)館，每天出版的《競報》，和印尼文《新報》一樣好銷。星期天，還出版印尼文的《明星周報》(Star Weekly) ，是裝訂成8開版的周報。正因爲有這份報，使我星期天也要戴上草帽、赤腳去賣報，甚至一早去，賣上一整天。但是，常常賣了一個上午，在街邊吃了價廉物美的“椰漿飯”(Nasi uduk) 和帶芝麻的“甜牛肉幹”(Dengdeng manis) 當午餐，外加一杯“雪茶”(Teh Es)後（現在好象沒有Dengdeng manis了，太可惜！），就去看下午場的電影。那幾年，大凡在班芝蘭一帶幾家電影院放過的電影，都曾經看過，只是多數看下半場，因爲是中場休息時，和電影院的撿票員打個招呼溜進去看的，在影院呆上大約三刻鍾，既觀賞電影，又等於休息。

     還有一家左派報紙是《生活報》，社長好象是黃周規先生、總編是王紀元先生，報館設在孟加勿剎快樂世界隔壁。等待報紙出版時，我常進入印刷房幫助手民幹些零活，知道館內用較老式的印刷機，手民排好鉛字版後，先一張張印一面，換版後再印反面，不同於《新報》用捲筒紙一次自動印兩面。更重要的是在幹零活中，我可知道當天報上的重要消息，從而決定那天向報館買報的數量，使不致拿得太多賣不完而虧本、拿得太少而供不應求，用現在的商業語言來說，是“降低經營風險”。

     《天聲日報》是當時的所謂右派報紙，但它是在印尼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報，報頭四個大字還是國父孫中山先生題寫的。當時的社長好象是吳慎機先生，報館在大港唇“三間土庫”(Toko Tiga) 河邊。還有就是國民黨丟掉大陸到台灣後，一批從大陸到印尼的文化人辦的《自由報》。這兩家報紙和《新報》、《生活報》是觀點相左的對頭，雖然，兩派報人原來多是老朋友甚至老同學，但分成兩派筆戰時卻水火不相容。現在看來，在當時，海外華人在神州政權發生大變動的形勢下，分裂成兩派的現象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十分不幸的。

     我還賣過不是華人辦的印尼文《獨立報》(Merdeka) 、《羅盤報》(Pedoman) 等，荷蘭文的“Java Bode” ，還有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海峽時報》(Strait Times) 。後來椰城出版了唯一的中文大型畫報：《南洋畫報》(Nanyang Post) ，每個月出版一期，用高級白報紙（當時很少有銅版紙）印刷，裝訂成厚厚的8開本，內容十分豐富，圖文並茂。銷路非常好，賣價也較高。對我們賣報童來說，每期出版時，是賺多點錢的好機會，只是厚厚的一本重量不輕，當時只有十二、三歲，咬緊牙關用雙手抱，也只能抱二、三十本在街上叫賣。《南洋畫報》的發行部是在“古農沙利”（Gunung Sahari），我從那裏拿到畫報後，開始沿路叫賣，常常走到“孟加勿剎”（Mangga Besar）就賣完了。有時看看天色尚早，就趕緊跳上有軌電車(Nyemplak terem)，到回“古農沙利”出版部再拿一批，再跳上反方向的有軌電車，直接乘到“草鋪”(Tanah Lapang)下車，在華人最集中的“班芝蘭”(Pancoran)一帶叫賣。

     賣報賣久了，我基本上能判斷什么樣的人需要買什么報，現在回想起來，也是一個很好的鍛煉機會。那時，沒有電視、少有收音機，電腦更是聽都沒聽過，報紙是人們獲得資訊的唯一渠道。可惜的是後來華人辦的中、印文報，都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被蘇哈托政府悍然封閉了。我是伴隨著戰後報業的發展而長大的：賣報紙讓我賺點錢，在家庭給印尼暴徒搶光、燒光逃難到雅加達後，貼補家用和交付學費的機會；賣報還給我一個提早進入社會、瞭解人生難得的鍛煉機會；報紙也讓我學會怎樣從它那裏吸收文化知識，使我開擴眼界。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在上海擔任德國“拜耳公司” (Bayer)上海代表處首席代表時，曾以公司名譽贊助“上海新聞史學會” ，瞭解和整理上海最早的報紙：《申報》的歷史，尤其是《申報》從清朝開始，在中國促進走向現代化、教化人民、動員人民抗戰而遭到日本鬼子迫害和控制等事迹。雖然上個世紀中，《申報》已改爲上海《解放日報》，但是，原來位於上海外灘附近、由《申報》第一位中國人老闆、中國最老的著名報人史良才先生興建的《申報》館還完好。爲了紀念《申報》在抗日戰爭期間，團結、組織歐美人士抗拒日本鬼子的行動，經從新改造裝修後，《申報》館已恢復成爲“壬申俱樂部”（《申報》初創于壬申年）的會址，吸收在滬各大歐、美公司代表處的首席代表、總經理，及其職員爲會員，開展各種經濟、貿易、文化等的交流活動，從新煥發它昔日的光彩，發揮昔日的作用。現在，印尼的華文報刊已有好幾家，就好比在日寇封殺下頑強求存的《申報》一樣，在遭三十多年封閉後，艱苦而頑強地恢復出版。業內諸公爲弘揚華夏文化、使華夏文化融合于當地文化，而成爲印尼多元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的努力，殊足欽佩。作爲昔日在雅加達滿街跑了多年的賣報童，我爲此而不勝欣喜和衷心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