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角度
审视和展望印度尼西亚
—汪友山先生讲座记录
张茂荣
今年11月21日下午,香港印尼研究学社、香港棉中校友会和香港Menado Club,共同为印度尼西亚民族建设基金会(NABIL)主席汪友山先生伉俪到港,在棉中校友会会所举办一个关于“印度尼西亚当前形势及其展望”的讲座,会场座无虚席,他从文化现象分析印尼建国65周年仍然不能崛起的深层原因,汪友山的新思维及真知灼见,令与会者发聩震聋深受启发。
讲座由香港印尼研究学社主席房奕强主持,包括香港广西印尼归侨联谊总会、邦加华校校友会的领导人,广东省中山市印度尼西亚归侨联谊会主席,以及香港的棉兰、巨港、泗水、西加邦戛等地的侨友会、印尼原各华校校友会的领导和成员,共100多名出席,气氛热烈,提问踊跃。关心印度尼西亚的人们都期待着聆听汪先生带来的讯息、精彩的分析和传达的观点。汪先生首先简单介绍“印度尼西亚民族建设基金会”的会标和宗旨,并感谢大家的出席,他说:“印尼归侨表现出来对印尼的感情,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下面是根据记录整理出的汪先生讲座内容:
汪先生说,两年前即2008年,他曾在香港举行的讲座上,提到印度尼西亚已经进入民主改革时期。有12个措施和现象包括:取消了民族歧视的各种法律法规、成功地取消了军队的双重职能(即让军人退出政坛)、总统和副总统经民选产生,任期不超过两届的制度、成立反贪委员会、改善人权和言论自由、大力开办中等职业学校、提高教育经费、提高米粮生产使两年内大米产量基本自足和改善生存环境等等,说明印度尼西亚已经走上民主的正确轨道上。
但是,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印尼的发展情况到底如何?从公布的统计数字看,GDP的增长达到5%以上,印度尼西亚的外汇储备也已从苏哈托时期的300多亿美元,增至突破1000多亿美元,表面看发展不可谓不快,但实际上积弊不少。因为印度尼西亚贫富悬殊的情况日益严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一方面,马路上充斥各种高级轿车,豪华购物商场和香港比则有过而无不及;另一方面,在大桥下面,有许多贫民窟,穷苦的老百姓挣扎在饥饿线上。民主改革10年的建设发展,对广大人民收益不大,贪污横行,坏事丑闻连连。因此,今天我要引用西方学者的一句话:“Statistic is the greatest liar.”,即统计数字往往是一个骗局。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相信统计数字,应该从另外两个侧面进一步观察印度尼西亚:
(一)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
美国哈佛大学在2000年举行了有关文化对民族发展的影响学术会议,在这个学术会议上有22位学者发表他们的论文,包括:David Landes, Michael Porter, Jeffry Sachs, Francis Fukuyama, Tu Wei Ming等。会后由汉廷顿(Smual P. Huntington)将论文编辑出版。汪友山先生向与会者介绍了论文集中多名不同学派学者的观点。他说,有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文化价值观并非主要决定因素,地理位置的影响更为重要,如:有海岸的国家发展快、有大江大河的国家发展快。但是汪友山先生质疑说:印度尼西亚也是海洋国家,为什么建国65年,仍然停滞不前?
汪先生说,汉廷顿在上述文集中指出文化对民族发展的影响时举例说:
1960年代:加纳(Ghana)和南韩(South Korea)的经济力量不相仲伯。
1990年代:南韩的经济力量已经是加纳的15倍多。
众所周知,韩国人的文化特点是:1. 节俭度日 2. 勤劳工作 3. 善于储蓄
4. 重视教育 5. 组织性强 6. 纪律性强
而且一个国家官员贪污的严重程度也和文化的高低相对应。
两国不同的文化是造成30年后韩国和加纳如此巨大区别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人的特点和韩国人相近,因此,近30多年中国的发展突飞猛进。
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文化现象有:
Jiro Tokuyama提出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 的区别,以及
Herman Kahn提出的“儒家文化”(东亚)和“印度文化”(西亚)的区别。
Jiro Tokuyama指出,由于从事农耕生产活动,要靠天吃饭,即听天由命,因此,农耕文化是比较宿命的、保守的、比较缺乏进取的。而游牧生产活动的狩猎则更具有挑战性和进攻性。印度尼西亚是处于赤道线上具有农耕文化并受印度文化影响的民族,由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无春夏秋冬四季之分,没有严寒的威胁,常常不用担心明天会怎样,其文化是大不同于处于严峻自然条件北半球国家的民族。受农耕文化影响的东方人就和受游牧文化影响的西方人有区别;同样是东方人,受印度文化影响处于赤道线上的国家,也和受儒家文化影响处于北半球的国家如:中国、韩国、日本等有区别。
但是,印度尼西亚的文化地位可以说是比较优越的,因为它是多民族共存的多元文化的国家。汪友山先生所创建的“民族建设基金会” 多年来就是强调民族融合,跨文化共存互补。他说,1965年印度尼西亚政府曾大力帮助当地人建立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小企业,但其结果可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印尼当地人多不具备从事中小企业那种必须勤劳、节约、储蓄积累资本、居安思危等等的文化因素。因此,由于文化因素不同,作为印度尼西亚多民族一份子的印尼华人可以帮助当地人,向他们宣传华夏文化的精髓和优越的文化因素。这也是华人在印尼发展中的历史使命,因为华人也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印度尼西亚华人刻不容缓的责任,是真实地向印尼人民说,我们的民族文化有偏差和不足。华人应该理直气壮地帮助友族改变观念,因为,我们华人也是印度尼西亚国民,印尼的缺点就是我们的缺点。
汪友山先生进一步强调指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优点和缺点,爪哇、巽达、马达、万鸦佬等其它友族的文化,同样有华人所不具备的优点。所以,华人也要学习其它友族的优秀文化,正如NABIL的创会宗旨提倡的:跨文化互补,共同创造崭新的印度尼西亚民族进步文化,促进国家的发展。
(二)回顾印度尼西亚的现代史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now)曾说过:“没有荷属东印度,就不会有印度尼西亚。”他这样说是因为印尼独立之前,只有在各地、各岛屿上百个大小不同的王国、苏丹,并没有统一的国家,而当独立时称之为“印度尼西亚” 的,是荷属东印度公司分散在“奴山打拉”的领地。因此,印尼没有学到对整个奴山打拉有效地行使行政管理权的经验,这一点和具有两千多年统一、幅员广大国家和丰富行政管理经验的中国不一样。现在我还要说:“如果没有“族群政策”(Politik Etis),恐怕也还没有印度尼西亚。”
荷兰殖民政府曾经于18世纪在印度尼西亚进行三件大事,即:一是促进水利建设,使印尼种植水稻的田地获得有效的灌溉;二是实行移民条例;三是促进教育的发展。因此,上世纪上半叶,印度尼西亚曾出现一批高水平的学者。例如:印尼国父已故苏加诺总统提出的“建国五原则”Pancasila,就是具有高水平哲学理念的政治思想。只是这批高水平学者的数目太少,存在的时间也太短,这一政治思想欠缺实行的办法和经验。独立65年来,也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应如何实行,如何有效地治理国家。而65年来,印度尼西亚也只重视精英教育,但精英们都各自为政,还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把他们团结起来,通力合作去从事民族事业。这种情况印度尼西亚当地人如此,华人也是如此。
汪友山先生最后号召华人团结起来,和友族人民融合、团结起来,共同建设印度尼西亚。印尼的前景是光明的。
在回答听众提出有关在印度尼西亚投资的问题时,汪友山先生说,在印尼投资要考虑的是长远的好处,因为印尼是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当然,印尼在吸收外资投资方面,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包括当前最紧迫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力资源的建设,以及矿产资源的开发和油棕的种植等。
有人提出印度尼西亚是否还会发生排华事件?汪先生答说,文化价值观的区别,使华人暂难克服优越感,并肆无忌惮地聚会饮宴。成立了400多个社团,相互不团结。有时甚至以同乡会之名自立山头,引起友族侧目。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只要因某种原因,造成当地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又有政客挑动,排华事件还可能发生。因此,华人应主动克服,也应可以克服那些陋习。也就是说华人要好自为之,否则,排华事件可能迟早会发生。
关于华人建立政党问题。汪先生说,华人不宜建立自己的政党,一方面是因为政党人数在人口5%以下无权参选。如“大同党” 仅及0.4%,只好被淘汰。相反,华人应参加印度尼西亚的政党,在当地政党中发挥作用。
有人提出同乡会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同乡会说三道四是不恰当的。汪先生同意同乡会组织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此一时、彼一时,以往华人从中国大陆离乡背井,到南洋后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初到贵境确实要依赖同乡的相互帮助。现在华人的处境已不是初到贵境的“新客”,而是在当地出生和生长的印度尼西亚民族的一员,是印度尼西亚公民,在这种情况下,再大力发展祖籍国的同乡会组织,大力加强祖籍国同乡会的活动,似乎已不大合时宜。因为这样只会使当地人对华人产生疏离感,不利于融合。
汪先生的精彩講座歷時近三個小時,在三個小時中,當汪先生主講時,全場鴉雀無聲,全神貫注聆聽他引經據典、層層分析;當開始回答提問時,聽者和講者互動活躍而熱烈,汪先生妙語聯珠的回答,不時引起陣陣掌聲和笑聲。主持人宣佈講座結束後,不少人意猶未盡,繼續和汪友山先生伉儷討論印尼問題。有的和汪先生伉儷合照留念,大家都覺得聽了講座不但長了知識,還獲得了新的方法審視第二故鄉印度尼西亞。並希望汪先生伉儷下次重訪香港時,能再有機會聆聽汪先生的精彩講座。
(张茂荣 记录並整理)
网页:紫夢
2010/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