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 艸
我從小就和報紙打交道，不是因為在報館工作，也不是家裡有人在報館做事，更不是有當報館老板的亲戚，而是大約10歲開始就當個賣報童。那當然是六十多年前的經歷了。 上世紀40年代中，二戰結束，鬼子投降，百廢待舉。世界反殖民主義運動風起雲湧，蘇加諾代表印尼千島人民發表“獨立宣言”。而1942年日本登陸爪哇島之前，荷蘭殖民軍已先從印尼撤退，印尼各地發生暴徒乘機大規模搶劫、燒殺華人的事件。我們原在“芝加冷” 的家被暴徒連夜搶掠一空，第二天竟又強拆房子，把門板、窗框、屋瓦、櫺木……总之，把所有能拆取的都拆走後放火烧成焦土。更帶著木棍、大刀追打、砍殺已无家可归的我们，抢掠身上的最後一些财物。華人只好紛紛連夜忍痛逃離家園。可憐仍是孩提的我們，緊緊跟著父母向著吧城方向逃難。也不知走了多少天，只記得一路上，如遇華人的村鎮或農莊，就會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給我們一兩天的食宿，向他們謝別繼續我們逃難的旅程時，還給我們幾瓶水和香蕉葉裹著的飯糰 lontong。就這樣我們終於逃進已經給日本鬼子佔領的吧城，一家人住進中華商會的難民收容所。那是座落在“摩連弗力”大街上中華商會會所後面的大倉庫，從小城鎮逃難的難民就在大倉庫裡一家家蓆地而睡，還用吧城華人熱心捐助的救濟金，給我們免費供應三餐。 在難民收容所大概待了個把月，我們都得離開，自己想法維持生活。父親原是“芝加冷中華學校”校長，抗戰爆發後曾幾次發動學生、家長和華人募捐支援抗戰。我們到收容所後，一位吧城教育界的朋友到收容所來，偷偷地告訴父親，日軍在搜捕曾經帶頭進行抗日活動的華校校長和教師。他聞訊即告別母親和我們兄弟姐妹逃離吧城，到Pemanukan一個蕞爾小鎮上的朋友家裡躲藏。當時我們真不知父親去了哪裡，直至日本投降後，父親找回我們才恍然。因此，離開收容所後，就只靠母親一人掙錢維持生活。當時只有8歲的我，就和比我大兩歲的哥哥開始在網球場做球童、在班芝蘭賣牛肉乾等，掙錢幫補家用。偶然，看到有人在“孟加勿殺” 橋頭、“新華戲院”（Thalia）對面叫賣當時唯一的中文報紙：《共榮報》時，會坐在橋欄杆上注意他們如何向來往行人推銷。那是日本佔領軍控制的宣傳所謂“大東亞共榮圈” 的報紙。 日本一投降，巴城街頭幾乎每天都出現向市民免費派發的《時事報告》，記得是用四開紙兩面印刷。有一天，我從“石橋頭” 廣仁學校放學，沿“檳榔社” （Pinangsia）回家，走到“草埔” （Glodok）的“好麗安” （Orion）戲院（其實是電影院，當時巴城的華人都把電影院叫戲院），正巧碰上一位正忙於派發《時事報告》的成年人，我向他要一張，他卻拿了一迭給我，還用客家話對我說：“老弟！幫手發給大家！” 。我接下透著油墨味的《時事報告》，興奮地分給向我圍過來的行人，迅即派完。我感到十分得意和有趣。 不久，《新報》和《天聲日報》出版了，探聽到兩個報館的地址，都座落在班芝蘭、大港唇、阿森加華人最多的地方，我們兄弟倆就決定不再做球童，也不再做小販，而以賣報為半工讀的營生。後來，《生活報》出版了，印尼文的《競報》、《明星周刊》也出版了。《生活報》社座落在“孟加勿殺”的“快樂世界” 隔壁，而上述諸報報館都集中在華人區。於是，我就分工負責跑《生活報》社。每天中午放學回家，拋下書包，匆匆吃了中飯，肩挎一個帆布包，戴上草帽，赤著腳，就直奔“快樂世界” 的該報社，等待報紙出版。一拿到報紙，就趕緊走出報館，沿著孟加勿殺大街直奔班芝蘭和哥哥碰頭，把《生活報》分一半給他，他把他手裡的中、印文《新報》、《天聲日報》、印尼文《競報》等分一半給我，然後分頭叫賣。四年中我們赤著的雙腳踏遍了椰城從“小南門” 到“新巴殺” 的幾乎所有大街小巷。包括：商店、旅店、飯店、影戲院、咖啡廳、攤檔，以及行人熙來攘往的橋頭等等等等。 我喜歡《生活報》社的環境，前面有一片較寬的場地，還有幾棵大樹遮陰，入屋門前有可供我們報童坐的三級階梯，我常常坐在那裡讀報社印刷車間手民傳出來當天報紙的清樣，雖然當時還不能完全讀懂，但也大致上能明白今天有什麼重要消息，從而可以決定今天我應該拿多少份報。記得當時《生活報》上有一段時間連載胡愈之的長篇：《韜奮之死》，那應該是紀念鄒韜奮先生的文章。《生活報》可說是我小學時的啟蒙者，我就是這樣開始養成看報的習慣，直到今天。 記得回國參加高考，被上海的大學錄取，到校報到、註冊後，要給新生來一段集中政治學習，才正式上課。沒想到政治學習期間，大組討論國內外形勢時，我這個“華僑人”（當時上海閉塞，有好多上海人把華僑當作是地區名，稱我們為華僑人）發言的豐富內容，竟讓同學們刮目相看。這顯然是受長期以來不離看報所賜，也是《生活報》啟蒙所賜。 如果較早來到報社（賣報期間，我常交不出功課，給老師留堂補做作業才放我回家），我會走進報社後面的印刷車間，在那裡看手民按照稿子檢鉛字排版。那時，《生活報》每天出四版，還沒有用卷筒紙印刷的自動印刷機，而是用一張張兩面分開印的散頁紙，因此印好兩面後要用人工摺疊。我有時也會和工人圍坐在一張大桌子幫忙摺報。曾認識一位姓張名錦江的年輕手民，當時只知他喜歡音樂，能拉一手小提琴。沒有想到我從巴中高中畢業後，留在椰城的振強學校教書時，他也在該校教書，既做班主任，也教各年級的音樂課。他說他是在《生活報》做好幾年手民時，利用業餘時間學的小提琴，後來又學了作曲。他創作的歌：《美麗的印度尼西亞》，因旋律優美，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曾唱遍椰城各華校。聽說後來有人還把這首歌翻譯成印尼文歌詞繼續擴大範圍傳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改變亞洲政治格局的驚天大事。從那時起，印尼華人也分裂成壁壘分明的兩派。《生活報》可說是左派報紙的一面旗幟。我在報館裡，經常看見著名的王紀元、黎明（黎瑞格）、黑嬰、黃周規等先生。印象中他們總是行色匆匆，顯得帶著使命感投入工作。當然我認識他們，他們並不認識我這個小報童。 賣報時，我十分清楚怎樣的人喜歡買什麼報。當時年輕人喜歡《生活報》多些，但更多的人都喜歡同時買三份報，即代表左、中、右的《生活報》、《新報》和《天聲日報》。 後來我回中國了，家人有時還給我寄《生活報》，四、五份一卷由郵寄來，當然收到的都是過了一個多月的報紙。那時在上海能收到《生活報》顯得十分珍貴，同宿舍的國內同學都爭相傳看。其實他們主要是看廣告，因為當時中國的報紙是沒有廣告的，他們覺得廣告很新奇也很有趣。但這只維持一年光景，後來我就被奉勸不要讓印尼家人寄報紙了。上海人還比較開通，又因為《生活報》是左派進步報紙，沒有為這事對我進行批判。 因為賣過好多年報，總是對報紙有較深的感情，以致後來出港後，擔任德國“拜耳公司”在中國的首席代表時，還和上海的一些報界人士有些接觸，甚至成為了“上海報史研究會” 的贊助商，贊助他們主辦全國報史年會，成為外國公司贊助報史研究的首創。還參與在上海老《申報》館舉行的《申報》歷史展覽會，協助查閱解放前的《申報》，找出那時“拜耳公司” 在《申報》上刊登的“阿士匹靈”廣告，和用工筆畫的旗袍仕女圖表現的“陰丹士林”染料的廣告，以及其它跨國公司如：“杜邦公司”、“英美煙草公司”（BAT）、“卜內門公司”、“西門子公司” 等等的廣告。 印尼蘇哈托政權倒台，聽到華文報紙經32年沉寂後又響亮登場的消息，真是好興奮。過去常常要到香港中央圖書館看印尼的報刊，現在有了電子版，天天一早打開電腦選讀幾份印尼報刊，已成為退休生活的內容之一。沒有想到還有機會義務參與一點香港印尼研究學社政經期刊：《印尼焦點》的編輯和出版工作，也算是有生之年真正做過出報刊的甜酸苦辣，包括：執筆為文時的責任和知識之不足、籌募經費的艱難、出些差錯時設法補救的緊急，以及出版後的喜悅等，從而體驗到如《生活報》等印華老報人們，在當時社會大變動中緊張工作的使命感；更算是找到進一步認識生我、養我的“第一故鄉”──印度尼西亞的機會，和對她稍盡綿力的平台。 鳳翔（千仞）、俊祥賢昆仲正與眾多原《生活報》人的後代，以及廣州黃昆章、胡南，江蘇徐築等，在北京的周南京、梁英明學長等協助下，正以《生活報》為主線，進行搶救上世紀四、五、六十年代印華文化遺產的工作，他們首先組織“查報團” 到北京中央圖書館查報、閱報、複制，又進行許多次訪問和調查，把收集到各類資料進行整理、編輯、說明等。並計劃出版十幾本不同主題和內容的書。這確是功在當代，披澤後人的極有意義的工作，因為這一系列書不僅是印華文化的珍貴遺產，也會是充份反映當時印尼社會真實情況的歷史資料。 十分贊賞他們不浮誇、不張揚堅韌地做實際工作的奉獻精神和毅力，期待他們一系列有關書籍的成功出版。 鳳翔兄要我寫些和《生活報》有關的文章，作為曾經於少年時賣了四年《生活報》的小報童，就只能寫些外圍瑣碎的事了。
2011年9月12日
網頁：紫夢 2011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