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生活最大的好處,是在條件許可時能做自己喜歡的事。過去工作時因為忙,到處奔波,有些想讀的書無法抽時間靜下心來讀,記得許多年來,只能買幾本諸如《收穫》、《十月》等期刊,分放在隨身的公事包和睡覺的床頭上,以便隨時翻閱。一篇文章往往要斷斷續續分好多次看。如果一篇東西讀了一半,隔了好久才有機會再翻時,常常已經記不起讀過部份的內容了。現在可以花較多的時間到圖書館找書,可以在家裡“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喜愛書”了。收看電視時,則成為對付插放廣告的辦法。

     最近從圖書館借到巴金寫的《隨想錄手稿本》(我借到第一和第三集),這是在打倒“四人幫” 後,歷盡文革催殘而幸存下來的巴金用血淚寫的“真話集” 。他在集子的《總序》一開頭就寫道:


     “我年過七十,工作的時間不會多了。…” 又說:“我被剝奪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時光,說是要奪回來,但辦得到辦不到並沒有把握,我不想多說空話,多說大話。我願意一點一滴地做點實在的事情,留點痕跡。…我準備寫一本小書:《隨想錄》。我一篇一篇地寫,一篇一篇地發表。這些文字只是記錄我隨時隨地的感想,既不系統,又不高明,但它們卻不是四平八穩,無病呻吟,不痛不癢,人云亦云,說了等於不說的話,寫了等於不寫的文章。那麼就讓它們留下來,作為一聲無力的叫喊,參加偉大的‘百家爭鳴’ 吧。”

     其實,《隨想錄》早在1998年11月就已由“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2005年第二次印刷。我仔細地讀著《隨想錄》的每一篇文章,幾乎沒有一篇讀後不為中國知識份子在文革中的悲慘命運而掩卷長嘆,為“造反派” 和“紅衛兵” 在上面蠱惑下,自負、無知、殘忍和貪婪的行為而悲憤。自從文化大革命爆發,準確點說,自從姚文元在上面授意下,拋出無限上綱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開始,中國的知識份子就幾乎無一幸免地遭到無情的迫害。巴金說,從那時起,他被批鬥過無數次,被抄過無數次家,被戴上從“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到“反革命份子”等無數的帽子,被勒令寫了成百上千次檢查交代,被訓斥侮辱甚至毆打無數次,被關進牛棚上千日,被趕到“五七干校” 勞動改造 ,妻子被迫害致死,被宣判死一百次也不足以洗刷對人民犯下的“罪行” …。文革中親身經歷、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一幕幕展現眼前。

     實際上,早在反右時,中國的知識份子,尤其是曾經為打倒蔣家王朝而出生入死艱苦奮鬥的左派知識份子的精英,絕大多數都給戴上右派的帽子。我相信反右打擊了數千萬至一億人的說法。記得我1963年大學畢業後留校當專業課的助教,和同學们同學習、同吃、同住,關系好得很。1965年初春的一天早上,我穿著一身運動衣,和同學們一起從男生宿舍經教室樓跑步到田徑場準備早鍛煉時,看到班裡的一位女同學,頭髮蓬亂地獨自呆坐在教室樓前的石階上,作為教師,我跑到她面前叫她一起去鍛煉。誰知她一動不動,我趨近看她,好好的一個活潑青春的姑娘,變得眼光呆滯,毫無表情,滿臉淚痕。原來“組織” 上從廣州某單位的外調,發現她有一個很遠房的親戚1957年被劃為右派,雖然,她根本不知道她有那麼一個從沒聽到過和見到過的遠房親戚,而且,反右的1957年她還只是一個小學畢業生,但終於在團內給她開了批鬥會,要她交代“問題”。從此,她患了精神病,不久,給家人接回家裡長期養病,我們再也沒有再見到她。那時只要和右派沾到一點邊的人,幾乎別想有較好的就學、就業和生活的機會。当時,參加批鬥她的人,誰都知道廣州的右派和她沒有什麼關系,對她不曾有過一點影響,然而,人人都為了自保在說假話、演假戲而批鬥她,組織者也為了向上有個交代說假話、做假事。卻因此而断送了一個年輕人的一生。

     巴金在《隨想集》寫了近一百篇文章,痛斥和揭露幾十年來,尤其是文革混沌年代人們自上而下在說假話、說大話:由於上面對下面說假話,使下面不能不對上面說假話,中間既要向上面說假話、也要對下面說假話。 巴金在他的第11篇文章中說: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常說自己‘身經百鬥’ ,沒有‘含恨而死’,也是幸運。幾乎在每次批鬥之後,都有人來找我,或者談話或者要我寫思想匯報。總之他們要我認罪,承認批鬥我就是挽救我,我當然照辦。因為頭一兩次我的確相信別人所說,後來我看出批鬥我的人是在演戲,我也照樣對付他們。…” 在第14篇裡,巴金又說: “…‘四人幫’,以及‘那個人’、‘這個人’用封建專制主義的全面復辟來反對並不曾出現的‘資本主義社會’,他們把‘出土文物’喬裝打扮硬要人相信這是社會主義,他們為了推行‘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不知殺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一直到今天,我和人們接觸、談話,也看不出多少科學的精神,人們習慣了講大話、講空話、講廢話,只要長官點頭,一切都沒有問題。” 巴金寫得多深刻和悲憤!

     我說,如果再不自上而下停止講假話、講空話、講廢話,好比嬰幼兒毒奶粉事件,以及礦難等事件,甚至更嚴重的事件,還會層出不窮。北京奧運會千千萬萬人的努力,體育健兒流血流汗勇奪獎牌,無數科研、工程人員,以及航天員冒死上天和太空漫步成功,帶給世人好印象、好消息的同時,那些講假話、講空話、講廢話的貪官們,卻在世人面前給國家民族出丑,他們還繼續說假話、做假事,他們真是如香港《大公報》的一篇社論中痛斥的“無恥、無知、無能” 的“三無”干部,坑害成千上萬的無辜嬰幼兒,使成千上萬的家長奔走呼號,提心吊膽,心力交瘁。行為和嘴臉十分之可恨和可憎。

     最近,鳳凰電視台的《口述歷史》節目,訪問一位文革時期雲南某縣發生大地震的生還者。那是一次僅次於唐山和汶川的大地震,只是當時沒有報導,以致鲜为人知。生還者說,當時正值中蘇在邊境對峙,地震發生時,老百姓中流傳說是“蘇修”擲 原子彈!躲在震坏而摇摇欲坠的残垣断瓦下不敢出来。搞清是地震後,一些干部又說:千救援,萬救援,不如救援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於是,從各個省市紛紛運到成千萬套的毛選、成百上千箱的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石膏像!聽了真令人又驚悚又哭笑不得!在发生许多次馀震的危险时期,干部还提出:“地大震,人大干”的囗号,那所谓“豪言壮语”,不知又牺牲了多少人!


編輯整理:紫夢  2008/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