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隨想錄手稿本》，文稿紙上的字寫得有大有小，歪歪斜斜，字體有好幾種。他說：
“人到了行路、寫字都感到困難的年齡才懂得老的意義。我現在也說不清楚什麼時候開始感覺到身上的一切都在老化。”
巴金的手稿本有的是他自己不顧手指僵硬，掙扎著自己寫；有的是他的女兒、女婿和侄女等替他抄的。令人佩服他真正地做到他在《隨想錄》的《總序》中說的“要奪回被剝奪了整整十年的大好時光”。
說假話、說大話的歪風，是“上有所好” 和專制的必然結果，1958年的“大躍進、大煉鋼鐵、大辦人民公社” 不知已經吃了多少虧，餓死了多少人，浪費了多少財物，破壞了多大的生產力。然而，不少人至死不悔。巴金寫道：
“我聽過數不清的豪言壯語，我看過數不清的萬紫千紅的畫圖。初聽初看時我感到精神振奮，可是多了，久了，我也就無動於衷了。我看別人也是如此。誰也不稀罕不兌現的支票。…使我感到驚奇的是1950到1966年十六年間，我也寫了那麼多的豪言壯語，我也繪了那麼多的美麗圖畫，可是它們卻迎來十年浩劫，弄得我遍體鱗傷。我更加驚奇的是大家都在豪言壯語和萬紫千紅中生活過來，怎麼那麼多人一夜之間由人變為獸，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寢皮’。我不明白，但是我想把問題弄清楚。”
記得，在我教書時，原來表現得循規蹈矩、尊師重道的大學生，尤其是所謂出身好的學生，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有些人“一夜之間”就變得十分兇狠：對他們平時特別欽羨的老教授拳打腳踢，抄家揪鬥，無所顧忌。他們表現得異常“憤慨”，異常“疾惡如仇”，“立場鮮明”地頻頻高呼“打倒XXX！”的口號。然而，在稍後爭奪抄家“戰利品”時又“寸步不讓”，上下其手！我真也和巴金一樣，至今都“想把問題弄清楚”，難道當時才20歲出頭、在紅旗下長大（1949年他們大都才開始進小學）的學生們，已經把說假話，做假戲學得十分嫻熟？
巴金在回憶他在上海的雜技場接受批鬥時，說道在淮海路上有批判他和其他人如著名畫家豐子愷等的大型專欄。他還說：
“雜技場的舞台是圓形的，人站在那裡挨鬥，好像四面八方高舉的拳頭都對著你，你找不到一個藏身的地方，相當可怕。每次我給揪出場之前，主持人宣布大會開始，場內奏起了《東方紅》樂曲。這樂曲是我聽慣了的，而且是我喜歡的。可是在那個時候我聽見它就渾身戰慄，樂曲奏完，我總是讓幾名大漢拖進會場，一連幾年都是如此。”
堂堂中國著名的大作家、大畫家、大藝術家的人格都受到無情的摧毀，被踐踏得一文不值！還記得當時也曾奉造反派之命，和同事們一起到淮海路去看所謂“批黑文、批黑畫” 的大字報專欄。因為少年時就很喜歡看豐子愷特殊風格的兒童畫，自然趨向批判豐子愷“緣緣堂畫室”的專欄。其實，那一天我是暗地裡慶幸，能有機會再欣賞豐老的好多幅被拿出來“示眾” 和批判的畫作。其中有一幅，畫的是：夏日裡在田間勞作的一位農婦，休息時除下草帽站在豆莢棚下迎風乘涼，她靠著棚架微笑望著遠方。如果我的記憶沒有出錯，畫的題詞大概是：
“昨日豆莢棚下過，忽然好風迎面吹，獨自立多時。”
多好的題詞！但是卻被批判為：“一幅隱藏渴望蔣匪反攻大陸的反動黑畫！”，說豐老的“弦外之音”是“偷偷地翹首企盼（獨自立多時）蔣匪反攻大陸的消息（好風）”。“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那時倒不是一句空話。
還十分欣賞豐老的另一幅畫，畫中有三個并排站立的古裝小老百姓，第一個頭上做了高高的髮髻；第二個臉上畫了幾乎覆蓋半個額頭的寬眉毛；第三個的衣袖寬到拖地。畫上的題詞是引了古書（《後漢書》？）中的話：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闊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廣袖，四方全匹帛。”
並解釋說“城中” 指宮廷中；“四方” 指民間。看來，那幅畫到現在還有深刻的警世意義。
第65篇文章裡，巴金說他過去常去杭州，圖個安靜的環境寫東西。1961年他在杭州有一天休息散步到蓋叫天老人生前建造的墓時，看到
“石凳上竟然坐著蓋叫天本人，那麼健康，那麼英武…仿佛這裡就是他的家，他同我談話好像在自己家裡接待客人。…這就是我最後一次和他交談，五年後1966年7月底，我到西湖參加亞非作家湖上大聯歡，聽人說蓋老已經靠邊受批鬥，我也不便多問。在我自己給當作罪人關進牛棚之後，聽到小道消息：蓋老給迫害致死，連八旬老人也遭到酷刑，…不用說他無法睡在自己苦心經營的坟墓裡，連墓道、連牌坊、連生塘、連石桌石凳全化作塵土了。”
讀到這些，心情真是感到好沉重，好沉重。
不想再多寫了，免得大家讀到也和我一樣心情沉重。只是一篇篇讀了巴老《隨想錄》的文章後感到沉重之外，也好似骨鯁在喉，不得不吐。或許有人會說，文革都已過了30多年了，提它作甚？然而，它實在有許多尚未弄明白的事物和造成的原因，其在文化上的破壞和損失也從未清算過，以致正如巴老所說，我們將來可能要向海外尋求我們自己的文化，那將使國人情何以堪。
編輯整理：紫夢 2008/1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