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高宏明傾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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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薇等回應拙文《愛之旅續篇》時,指出當時許多在北京的印尼歸僑,從事文藝、體育,不畏艱苦而對國家作出貢獻,並道出國家隊網球教練,乃兄沈建球和高宏明三兄弟等。使我感到敬佩的是:他們中有不少是印尼的“峇峇”(Baba),有的甚至幾代讀荷蘭書或印尼書的僑生,他們有的還不大會講普通話,不大掌握中文,不知自己的祖籍在哪裡,卻表現出驚人的毅力,努力適應當時條件還極為艱苦的環境,努力改變自己溶入到當時對他們來說,是相當陌生的人群之中,和大家同甘共苦…。每每想到他們,我總是會有一種想多了解他們的願望。

     今天和高宏明兄相約,在銅鑼灣“香港中央圖書館”一樓的Deli Frances咖啡座聚談。上午圖書館剛開門,愛讀書的人們進館後,多匆匆乘電梯到各層去找他們要的書。咖啡座裡只有三、四個一邊吃早點、一邊談話的人,我和宏明選好一個好位子,邊喝熱咖啡、邊暢談種切。

     其實,我是上個月蔣太和她女兒小堇來香港時才認識高宏明的。他原是蔣先生和蔣太年輕時的網球教練;而我是蔣家在“丁基” 的鄰居,有趣的是我和宏明以前從不知道對方,初次見面卻好比老朋友,一見如故!幸虧他帶著濃重爪哇音、並習慣地摻雜著馬來話、英語、甚至荷語的普通話,我能聽懂,因為當年回國之初,在“集美僑校”補習時,同學多是從中、東爪哇來的僑生,和他們混久了,爪哇話也基本能聽懂了。

     宏明說他從小就喜歡打網球,當時他在中爪哇的家,有相當大的土地,用作網球場。他們家幾代都是僑生,他十幾歲時才到椰城,一面讀書,一面打網球和教網球。他說,當時網球並不普遍,網球場少,打網球的多是達官貴人、洋行高級職員、富商、軍官,因此他和他們混得好熟,因為他是他們的Trainer。甚至當時印尼的“三軍參謀長” 納蘇第安和他的隨從、副官,蘇加諾總統夫人法瑪娃蒂都和他好 friend。我說:“據我所知,法瑪娃蒂人很好,也很漂亮。”,他說:“是的,只是她的文化水平較低,而蘇加諾是學建築的,熱愛繪畫藝術,保存了許多名畫,有很高的鑑賞能力。而法瑪娃蒂在這方面就較欠缺。”他又說:“印尼的軍官們想打網球,如果 Book 不到場子,我可直接給總統副官打電話,問問總統府裡的網球場是否有空。”“蘇加諾總統不大喜歡運動,球場經常空著,他的副官在電話裡就會說:‘Datanglah,courtnya sedang kosong,saya juga boleh ikut main,’原來那位副官也喜歡打網球。”

     正因有這些關系,他高中畢業後竟能進入一間印尼的大學唸書,成為一個 maha siswa,五十年代初,世界舉行大學生聯歡節,那是左派“世界青年聯歡節”的一個組成部份。宏明被選為印尼大學生代表之一,到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參加聯歡和比賽。他說,印尼代表團從椰城出發,出發前蘇加諾總統還接見並歡送他們,他們經熱那亞到達布達佩斯。當時剛滿 19 歲的高宏明顯得十分興奮,印尼政府內閣和蘇聯集團關系良好,他說,代表團中有四位是華人。我想,那應該是 Ali Sastroamidjojo 內閣時代吧。在聯歡節期間,各國大學生代表團會分別邀請其他國家的代表團一起聯歡,以加強雙邊的接觸和友誼。在一次中國和印尼代表團聯歡會上,他意外地見到代表中國大學生的游泳好手吳傳玉,當時他剛從印尼回國不久,普通話都還不大會講,宏明說:“我們異國逢知己,相見就 ngomong Jowo,大家高興極了!傳玉原來和我不但是印尼‘同鄉’,也是福建的同鄉,只是兩人都不知道福建的家鄉在哪裡。不久印尼發生內閣更替,內閣的政治態度轉向,印尼大學生代表團一時沒敢回印尼,就由世界青年聯歡節組織安排,由匈牙利到蘇聯訪問。”他說,他們在莫斯科獲得很好的接待和安排,參觀不少地方,他說他最難忘的是參觀紅場、列寧墓,冬宮、莫斯科的地下鐵和莫斯科大學。他沒有想到莫斯科的地下鐵如此先進,每個車站都金碧輝煌且各有風格;也沒有想到莫斯科大學的規模如此之大、水平如此之高;城市整齊清潔,建築物十分雄偉。他接著說:“我當時深信‘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心中感到無比的興奮!”因為他親眼看到了那個“明天” 。

     訪問了蘇聯,又到中國觀光訪問。雖然才在九月份,從莫斯科乘飛機越過莽莽的西伯利亞時,已是大雪紛飛,從機上朝下望是萬里無垠白茫茫的一片。他說他們乘的是雙引擎飛機,中間停了幾站,為了等天氣好轉,有時要停留好幾天,最後又飛越蒙古到達北京。使他震驚的是,不久就在北京聽到吳傳玉在和他們飛的同一條航線上反向飛行時,因飛機失事身亡,同機的還有鄭振鐸。我說:“我們當時在印尼聽到這一消息也感到震驚和惋惜。”

     他驚奇地發現當時北京人顯得十分文雅、熱誠。我想,讀過章詒和寫的《往事並不如煙》,可以想象得到當時搞外事工作的,大多是充份了解外事禮儀的“最後的貴族”,他們肯定舉止文雅、熱情得體。但反右之後,尤其是文革之後,大概就不是那麼回事。宏明說,他們看到北京到處名勝古蹟,一派帝王所在地的磅礡景象,印象極為深刻。適逢十.一國慶,他們還受邀到天安門觀禮台觀禮。除了在北京到處參觀名勝古蹟,還安排他們參觀清華大學。他記起初時參觀的一件有趣的事:當時中國還遠沒有可樂、汽水、礦泉水之類的飲料,又值初冬,每到一處參觀,賓主在接待室坐好後,總是每人給泡一杯好茶用杯蓋蓋好,並且服務員不時給客人續水。印尼人不習慣喝熱茶,想喝時一試水溫較高,就趕緊把蓋子放在一邊。誰知等了一會覺得水溫適合要喝時,勤快的服務員就趕忙提著一壺剛開的水,拿起他們想喝的茶杯,將已經變涼的茶水倒掉半杯,再沖入剛開的水至滿杯。搞到有的人老是喝不成!

     宏明說,北京之後,又去了上海、杭州和廣州。直至知道印尼內閣更替形勢穩定安全後,才由廣州經深圳離境,再由香港飛回印尼。從而結束為時近三個月的意外旅行,也使他在當時成為最早獲得機會,訪問社會主義國家和中國的印尼僑生之一。我邊聽他的敘述、腦海中邊回憶五十年代初我們還在印尼時發生的種種:那時,我們因聽到神州大地獲得解放而興高彩烈、奔走相告,中國和印尼建交,派了文人出身的王任叔為第一任駐印尼大使,其實,在中印友好的同時,印尼政界和軍界甚至民間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及朝鮮戰爭結束的大背景下悄悄地發生分化,只是天真幼稚的我們懵然不知。印華社會也風風火火地分化成左、右兩派。每年國慶中國開始邀請一批僑領,令人羨慕地到北京觀禮並到各地訪問,回來後就報喜不報憂地,或者說因從頭到尾都只讓看好的,而無憂可報地做回國觀光報告,使個個聽講的人心嚮往之…。我問宏明:“你是 Baba, 回到印尼後生活無憂,一方面當網球教練,和當地的軍政官員關系密切,又已在讀大學,為什麼又決定回中國?”

     他笑著說:“說來話長,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 1960 年印尼排華的影響,我們一家人都不能忍受,印尼政府和印尼人對中國人的排斥和歧視。”“另外,在布達佩斯比賽和訪問中國時,我和中國體育界的領導人和教練員過從甚密,後來,以上海人朱振華、梅福基等為主的中國網球代表隊訪問印尼時,我全程陪同,我知道中國的網球運動還剛剛啟步,渴望能獲得有經驗的教練員,我想我可以在這方面幫助自己的國家,為國家盡力。”他繼續說:“我帶著一個弟弟乘‘芝渣連加’輪回到廣州後,北京、廣東和福建的體委就和我聯系,要我當他們的網球教練,因為我知道我的祖家是在福建,最後決定去福州,當福建隊教練。”

     我再問:“那你當時講的普通話,人們能聽懂嗎?後來又怎樣到北京當國家隊教練?” 他笑著說:“其實我到了福州後,福州連個網球場都沒有!只有一塊空地,要我先建個網球場,因水泥奇缺,要建的其實是一個泥地網球場。我只好帶領我的第一批弟子,先平地、運土,夯實,再畫線…,把球場建起來。” 又說:“久而久之,周圍的人都基本能聽懂我的普通話,一方面是他們習慣了,另方面我的普通話也 maju 了!”“那時是困難時期,糧食緊張,運動隊得到特殊照顧,運動員每月45斤、教練員38斤。球員運動量大,我常把飯分點給他們,情願自己餓著。有一次走路時,因多日吃得少,竟暈撞到路邊的大樹上。”我在想:當時多少帶點使命感從僑居地回國的人,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得比國內人好,也就是說,“覺悟”比較高。他說他在福州默默耕耘兩年,憑他多年打球和當教練的經驗,把福建網球隊組建起來,並在全國比賽中,一舉擊敗強勁的上海隊,從而把他調到北京當國家隊教練。我問:“你和沈建球熟悉嗎?”他說:“當然,沈家是網球世家,他父親沈美真老先生當過廣東隊教練,建球和我一起當國家隊教練,退休後建球在廣東當教練。” 我想起沈薇在上海的大哥、我的好學長沈建南,他是上海華中校友會的會長,退休前是上海有名的麻醉科醫師,雖然已年逾古稀,還每周打幾次網球。我還回憶起,我住在 Tangki Jl. Labu 時,家後面就是網球場,我在那裡撿過球。有時幾位椰城文教界如:巴中已故印尼歷史和印尼地理老師吳世璜先生等,會到那裡打球,相信沈老先生也是他們的教練。70 年代初我到北京出差時,還和在中科院的師姐朱延寧一起去北大看吳先生和師母,當時,他還常常和朱延寧一起打網球。(如果我的記憶沒有出錯,吳先生是首位受邀回國觀光的巴中教師。)

     宏明說,為了網球,他快50歲才結婚,來香港時女兒才兩歲。我真佩服他們的勇氣和毅力。他說,現在女兒已經大學畢業,他自己也已經快75歲。和許許多多當時回國的僑生一樣,高宏明曾經默默地為中國的體育事業作出大的貢獻,現在中國的女子網球似乎已在世界網壇漸露頭角,或許不久之後,會看到她們更好的成績。可憐的是男子隊,還看不到他們在世界網壇的蹤影,就好比男排,尤其是最不爭氣的男足,還遠未見起色。這不正說明中國不但要有好的制度,還要有好的、願意為之鞠躬盡瘁、而不是沽名釣譽的教練才行!

     匆匆兩個多小時了,我和宏明一起離開中央圖書館,並一起走了一段路,我們兩人都因足疾而不良於行,短短的一段路花了約十五分鐘。分手後我一直在腦海中尋找熟悉的Baba出身的同學。去年十一月,我們在杭州舉行53年屆校友聚會時,我曾和吳衍菊夫婦、藍淑珍、吳素秋、盧濟祥等Baba家庭出身的同屆同學傾談,表達我對他們無怨無悔、數十年如一日、勤勤懇懇不平凡人生的敬佩。

文字:UC53  編輯:紫夢
2008/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