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徐景賢》 沙叶新     他在上海生活74年，我在上海也生活了50年。同在一座城市，都是动笔杆的，还都写过剧本，还互知其名，但在4年以前我们从未见过面。     在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我根本没想到要写他；前不久他去世了，我却很想写写他。     他是徐景贤！     如今三、四十岁以下的人，几乎很少知道他是何许人了。可在“文革”十年，他却是大大的风云人物，他是上海“文革”重要的起始人、当事人，是上海“文革”核心的策划者、操纵者。当年在上海滩，谁个不知他是声名显赫的市委书记徐景贤？哪个不晓他是名列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徐老三”！但他不像张那样阴沉乖张，也不像姚那样纵笔招摇。很多人说，张像狗头军师，姚像刀笔衙吏，徐则更像个黉门秀才，印象并不恶。徐体貌修长白皙，也让枯瘦的张、肥矮的姚，相形见绌。徐是当年许多左倾妇女的偶像。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半老的徐娘提起当年的“徐郎”仍然津津乐道，说他作报告从不用稿，说起话来井井有条……一种钦慕之情，溢于言表。     每当听到这种私下的暧昧的言说，总令我感慨万千。“文革”已经奄忽40年，那么惨痛深刻的政治血迹，却逐渐淡去；而对政治人物的外在印象，倒经久不忘。历史就如千面少女，任人打扮；历史也像癔病患者，极易错乱。前代的历史真容便是这样诡秘地不断地“变脸”，甚至是销声匿迹地隐藏在当今历史的背面，或者完全被消融，或者彻底被整容。当然这不是人民所书写的历史，而是权势者所炮制的历史。     2002年12月15日，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老演员钱枫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不久前他在医院遇到徐景贤，只见他老多了，一无当年的风采。两人说话间，提到我，徐景贤请钱枫代他向我致意，并说文革中为《边疆新苗》之事对我的批判是错误的，他要向我道歉。     我很惊讶，也有一丝感动。     《边疆新苗》是“文革”中我奉命所写的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这个戏本是“遵命文学”，已经很政治，很革命，很教条，万万没想到也会挨批！当时正处“批林批孔”的党内斗争高潮，文艺界也正在批判所谓的“文艺黑线”回潮，文化部长于会泳在上海多次点名《边疆新苗》，说它有小资的“花花草草”，有大资的噱头笑料，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创作目标。于是1974年3月21日上午，在我们剧院召开全市文艺院团对《边疆新苗》的现场批 判大会；而这天正是我妻子在医院临产，我不能请假陪伴，更不能透露我将接受批判。     我在剧院挨批，妻子在医院待产，我的心情之忧、之恶可想而知……     我在“文革”初期也挨过批、挨过斗，挂牌下跪，羞辱难当，但也没有这次对我的批判让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批得我差点神经失常。     提出对我批判的是身为文化部长的于会泳，而身为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并未下达过这样指示。不久我还听说，于会泳、徐景贤之间，在对待《边疆新苗》的态度以及如何修改的问题上也有分歧，徐景贤是比较倾向我们的。     挨批以后，我们剧组再次“深入生活”，第三次前往黑龙江知青点采访，于是又不得不无穷无尽的讨论，无穷无尽的修改，在这出破戏身上继续浪费精力和生命。     1975年，政治形势更加动荡，突然之间，11月2号徐景贤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局党委书记说：“《边疆新苗》还是不错的，你们将老本子和新本子都看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尽快演出。”还说：“去年对这个戏解剖有无过头的地方，也请研究研究。”     于会泳说《边疆新苗》“问题严重”，徐景贤说这个戏“还是不错的”；于说对这出戏“批判”，徐说是“解剖”。二人明显不一致。可是好梦不长，时隔仅两个多月，1976年1月13日，又传达于会泳的指示，说：“去年七八九十月，文艺界的翻案风极为猖狂，现在要反击，要炮轰，要搞运动！”于会泳说的“翻案风”是否包括徐景贤对《边疆新苗》的“翻案”呢？这令我们整个剧组极为不安。又过了不久，文化局又传达徐景贤对我的批示，大意说：“沙叶新年富力强，有写作能力，应该为他提供条件，深入生活，写出更好的剧本。”啊？是吗？我当时真有点受宠若惊！     于会泳给我的感觉总是阴风习习，徐景贤则是暖风徐来——这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感觉。至于他二人是否有本质区别，我不敢说，但毕竟有所不同。任何政治组织，任何利益集体，哪怕宣过誓、拜过把、歃过血、结过盟，都会因时势的衍变，总是既有忠诚，也有背叛；既有团结，也有分裂；既有和谐，也有争斗；既有觉悟，也有顽固；何况单独的个人？于会泳至死不认罪，最后服毒自杀。徐景贤认罪服罪，甚至连无直接责任的罪错，如《边疆新苗》之事，也要道歉，你能说同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案犯，就没区别？况且他不只是对我一人道歉，对其他被错批错斗的人也都道过歉。     所以当徐景贤出狱之后，托人带话向我问好致歉，我是接受的。半年后，2003年“五一”长假的第一天，徐景贤打电话来，要来我家看我。我连忙说你岁数比我大，还是我来看你。5月2号上午9时45分，我按约准时来到他家后门口。我站在楼下，只见徐景贤下楼 来了，佝偻着，横着身子，扶着墙壁，忙不迭地来接我。我第一个印象是他真的老了，但没有想到他老弱得如此厉害。这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文革”权贵徐景贤？难以置信！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他两鬓有霜了……     徐景贤又艰难地爬上楼，在前面为我引路，还不断地提醒我：“楼梯窄，你要当心。这弄堂里的房子，是1925年造的，比我年龄还大，老了，旧了。不过也正适合我住，我也老了，旧了。”我不知道怎么应答，只觉得有点凄楚。但我相信他不是牢骚；他是笑着说的，还带着点幽默语气。     上得楼来，才知道这一幢楼住了好几户人家，厨房是共用的，过道也是共用的，显得逼仄拥挤。他领我去他的书房，也很小，是利用天井的上空搭建出来的，约15平房，有书橱、书桌、沙发等最简单的家具，也都老了，也都旧了。     还没落座，徐景贤的夫人葛蕴芳端来茶水招呼。徐景贤介绍说，解放初她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书。爱屋及乌，令我肃然起敬。她很客气，话不多，连连说：“请坐、请坐！”     就这样，我和徐景贤，一个“文革”受害者，一个“文革”当政者，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了。以往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他在天上，我在地下。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同一个平面上平等相见，我们握手，我们问好，他敬茶，我送礼……     他诚恳地对我表示歉意，说他当时随便一句话都可能对我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他请求我原谅。     我含含糊糊地说：“这些事情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造成的，如今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回顾以往的种种，不应该完全由个人负责。”     他说：“不，我是有责任的。我应该向你道歉。”     难道真的是相逢一笑泯怨仇？我们之间真有怨仇吗？怨仇只是在我们之间吗？如果说罪恶不应由他一人负责，那谁该负全责呢？债有主，冤有头。主是他吗？头是他吗？问苍茫大地，谁主谁头？一时思绪飘忽而紊乱，脑海里立即涌现天安门城楼那挥动的巨手……     接着，徐景贤向我叙说“四人帮”倒台之后他的经历：被捕、审讯、交代、关押，判刑。他判了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我问：“18年？你怎么和姚文元的刑期一样长！”     他说：“也许是我坦白交代的比较好。最早他们说，对我免于刑事处分；后来北京公审‘四人帮’，又说要判我的刑了。对我的定性也有改变，最早定我为‘四人帮’的余党，后来定为死党，所以判了18年。还有一个原因是马天水有精神病，不能判刑。王秀珍工人出身，资历浅，也不宜重判。上海就我们这几个头头，总要有一个判得重一些，就把我顶上去了。”     我不知道徐景贤说的判刑经过是否实情，但他在叙述这一经过时，毫无一点怨言倒是真的。语气平静，说的像是别人的事。     徐景贤在狱中身体不好，他的夫人葛蕴芳给邓颖超写信，邓有批示，让上海酌情处理。上海便以“特种原因”为由提前三年于1992年6月让他保外就医，1995年刑满，1999年恢复公民权利。     他说：“漫长的狱中生活对我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冷静地思考好多问题，思前想后，反复追问，认真洗脑，终于让一个比较明白的脑袋长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了。我以前就是你一篇文章里说的那种‘执左道以乱政’的人，但我曾经是个追求进步、忠于人民的人呀，怎么会成为罪人了呢？我不断反思，想弄个明白，就想写本回忆录，想把我的经历和反思写下来。再不写，没人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不可能写的。张春桥并没死，今年85岁，他的儿子和我有些往来，我可以从他儿子那里知道一些他的情况。 他在狱中连话都不说，审判他的时候也不说，怎么会写回忆录？外界又传说姚文元写了回忆录，也是谣言。他的秘书我很熟，姚文元让他告诉我，他没写回忆录，也没打算写。王秀珍呢？不是动笔杆子的人，写不来。只有我写了。我写还有个有利的条件，就是我和中央一层的毛、周还有王洪文都有接触。中间这一层，我本人就身在其中。下面的这些人，陈阿大、‘四大金刚’，也很熟悉。所以如今只剩下我可以写写上海的‘文革’十年了。我抱定宗旨，只说事实，不说观点。我只说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让读者和专家去评说。”     2003年底，徐景贤的回忆录《十年一梦》终于在香港出版，第二年的春天，他送了我一本。我告诉他外界对他的回忆录的总体反映较好，说是信史，但也有批评，说他反思不深，也没对自己进行批判。     他说：“不深，是可能的，我现在只有这样的认识水平，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就这样写了。至于自我批判，我在狱中写检查交代的时候写了无数遍，那是给公安局、给上面看的，读者也许不感兴趣。我只说事实，不说观点。”     其实他的回忆录也有观点，这便是“‘文革’是灾难，要彻底否定。”这是他叙述所有事实的核心，这也是这本回忆录的价值所在。     初次见面，徐景贤谈兴甚浓，在晤谈中，他还主动说起一位风头人物的“文革”历史所引起的诸多争议。     徐景贤说：“这个人我应该最有发言权，写作组是归我管的，我知道。他当然是写作组的，是‘石一歌’的。他总是想掩饰，越掩饰，人家就越要揭露。他还带记者去找审查过他的负责人作伪证。人家说他在‘文革’中没大问题，对呀，他是没大问题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我，才算是大问题。没大问题不等于你没问题呀，文革中，你写了那么多文章，很多是署名的，真名实姓，白纸黑字，没问题吗？他和记者篡改人家的话，把没大问题篡改成没问题，这就不好了。 这个负责人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又不得不在刊物上更正。弄巧成拙，反而越发暴露了他的‘文革’历史。何必呢？实事求是嘛！不过，我要为他说一句公道话，有人说他是张姚的红人，那是高看了他，是他自己吹出来的吧？他连我这一级的红人都挨不上，最多是朱永嘉他们看中他罢了。听说他在香港发表回忆，老骂别人，掩饰自己，这就不好了。”     这次见面之后，6月19日，他还给我来了一封信，信尾说：“另外，附上一篇《“咬”》的报道，给你休闲时看看。”所谓“咬”，就是“咬”那位风头人物的，徐景贤特地剪下寄来，可见他对此事的关注，这也正表明他对自己“文革”历史的态度，不掩饰，实事求是。     只要对自己的历史能够持有这样公正的态度，那么历史也会将公正归还给他。不论你有多大罪恶，历史既会让你承担你应该承担的罪责，也会给你很多机会让你从坦诚的反省中站立起来，重新赢得尊重。     徐景贤10月31日下午4时在家中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11月6日下午2时在中山医院举行遗体捐赠仪式。此前我接到徐景贤家属的讣告，我表示我要向徐景贤遗体告别。11月6日中午，在我出发前居然有关方面给我打来电话表示关注，虽然非常客气，但我很生气！我说：“徐景贤曾是罪犯，但18年的监狱已经对他有过惩处，如今他是享有合法权益的公民，人已去世，我为何不能前去吊唁？我非去不可！”     “文革”博物馆不让建立，“文革”研讨会议不让举行，如今连“文革”人物去世竟然也不让凭吊，这太过分了，太绝情无理了！凡此种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所有的中国人，以及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忘掉“文革”，忘掉浩劫，忘掉罪责，忘掉祸首！不，我们不能忘记，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不能忘记！     徐景贤的追悼会我毅然前去参加，为了探视这个历史人物最后一眼，为了向他已献出的遗体深鞠一躬，更为了不忘记“文革”这给千百万中国人造成极大灾难的血腥历史！     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很多，花篮花圈摆满一屋，我想仅就捐献遗体一事，他也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看看八宝山，看看纪念堂，或存骨灰，或留尸骨，能有几人像徐景贤一样呢？     挽联上写着：“用权不循私有错善反思，人品贵真诚勤奋伴一生。”这基本上可以概括他的一生。     “文革”十年间，他身居要职，但他一人得道，家人并未就此升天，确如挽联所言“用权不循私”。亲戚中的孩子包括他自己唯一的亲弟在外地插队多年，他也没让他们调回上海。外甥中有人想参军，他不给他们开后门。他父母单独住在老旧的石库门内数十年，没煤卫设施，很想改善住房条件，他也拒绝二老的要求，他说：“等到周围邻居家家户户都安装煤卫之后一起解决，我们不能特殊。”以徐景贤的私德，对比如今的吏治官风，对比陈良宇的所作所为，真有云泥之别！     “文革”如今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是禁区；而徐景贤勇于触及禁区，善于进行反思，终于将反思的成果撰写为回忆录，也应予尊重。省视徐景贤的“愚忠”的一生，此举当是他在精神上的首次叛逆，他超越了禁区，也超越了自己，正如他自己所说“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了”。他愚忠的时候，犯了大错；他不愚不忠了，反而做了一件好事，至少是应该做的、有意义的事。      可惜的是，徐景贤的反思，仅仅局限过去，在我和他仅有的几次晤谈中，他从未涉及对最近三十年政局的看法，更未谈论现在他对他前半生一直忠于的党、一直忠于的制度的见解。我想“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之后的徐景贤，也许会有和以前不尽相同的观点。我真想听听，可惜他全带走了……     2007、11、26上海善作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