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次的香港“椰城市区小学校友联欢会” 又要举行了,热心的千仞兄要我写点当年在“广仁学校” 读书的一些已经久远的事。我在那里读了三年书,1947年小学毕业考进“巴中” 后,初二、三年级还借“广仁” 校舍上课,先后在“广仁” 五年,因此,提到母校“广仁” 就有温馨感。


忆“广 仁 学 校”

UC53

    上世纪40年代初,二战中欧洲烽烟四起,战火纷飞;在亚洲日本侵略军疯狂占领中华大地,杀人、放火、抢掠,更进一步发动太平洋战争,南进东南亚。印尼暴徒在荷兰军队撤离后、日军登陆前,乘机在各地抢劫、烧毁华人商店,屠杀华人。我们一家当时在离椰城约100多公里的小镇,也在半夜里惨遭明火执杖的暴徒抢光,住房被烧光。天亮时房子仅存焦黑的残垣断瓦,成为难民的我们于遭抢劫的第二天举家逃离该镇,辗转数月到了椰城。那大概是1943年的事。

    1944年我们一家终于在椰城Tangki定居,我和姐姐、哥哥、妹妹四人先后进“广仁学校” 读书。日占时期,只有华人小学,不准办中学。“广仁” 是椰城广东人组织“广肇会馆” 办的学校,位于“槟榔西亚”(Pinangsia) “石桥头”(Jembatan Batu) ,“大南门”(Pintu Besar) 火车站左侧。一进校门,就面对有五步台阶的大礼堂外门,礼堂左右两侧是进入校园的走道,礼堂的内门向着一个籃球场,球场的另一旁是一排两层楼的教室,两边还各有两排延至大门的教室。现在回想起来,全校约有课室十五、六间、一个教师办公室和小卖部等,堪称当时椰城最具规模的小学之一。记得在日本时期,大礼堂总是深锁着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大礼堂才开放。那里有一架钢琴,平时我们在那里上音乐课,每周全校的周会也在那里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几年,周会开始时要“全体起立” 、“唱国歌” 、“向国、党旗及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校长司徒赞恭读国父遗嘱”等行礼如仪。后来校长由沈珍传先生接替,教导主任是夏时行先生,那是“广仁” 最严格、最活跃的全盛时期,老师有李易洪、钟凤生、黄汉新、甘甲松、谢华建(女) 、蔡聪实、钟韌程、黎青等。学校里设有“中国童子军” ,对学生进行初步的童子军课程训练,如:讯号、结绳等,十分有趣而有用。在那里接受启蒙教育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黄汉新先生,他是五年级和六年级的级任老师,也是音乐老师、“中华合唱团” 团员。日本投降后,他立即教我们唱《快乐的风》、《义勇军进行曲》以及《黄河大合唱》 中的《保卫黄河》,至今都还能回味当时唱那些抗战歌曲的激情,和他指挥我们合唱、轮唱的表情。他对我们要求严格,只是我当时因半工半读,又爱玩,成绩并不好。

    1947年我由“广仁” 小学毕业,在大礼堂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还记得当时由甘甲松先生作词、黄汉新先生作曲的毕业歌,歌词是:

今天我们修业期满,
明日啊,我们就得分散!
有的要找职业,有的踏上中学的门槛。
想起师长们一向苦心栽培,
恩泽重如山;
想起同学们大家切磋琢磨,
一年复一年!
临别依依,能不黯然?
谨祝诸位,身心康健,
母校令誉永远长存人间!

    “广仁学校” 的“广肇会馆”和“华侨公学” 的“华侨公会” 以及 “福建学校” 的“福建会馆” 是“巴中” 的前身“联中” 的初创者,“广仁” 慨然向成立初期没有校舍的“联中” 学生借出它最好的二层楼教室上课,直至“巴中” 在“椰树林”(Kebon Kelapa) 的校舍建成。当时“广肇会馆” 的高风,才让早期的“巴中” 学子有了能挡风遮雨的受业场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尼华人既不可避免、又十分不幸地分成势不两立的两派,各华人社团、学校等发生两派相互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广肇会馆”和“广仁学校”也不可幸免地分成两派,最后被亲台派所控制,另一派就建立新的学校,以适应战后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量要求就学的青少年 。事隔半个多世纪,曾经蓬勃发展的印尼华人学校遭到苏哈托政权30多年的摧残和封杀;当时是小学生的我们而今已年逾或年近古稀,而位于椰城“石桥头”的“广仁学校”校舍却还幸存,只是不知变成了当地的什幺机构。每次重访印尼,总会从那“大南门”火车站转到“石桥头”,瞻仰曾经在那里开心读书的“广仁学校” 校舍,看到它饱经风霜的面容,心中一阵辛酸之后,也竟会泛起亲切的温馨感!


2007/01/24


一张巴中师生1946年摄于广仁学校大礼堂内门外的照片。
(照片中的钟先生为钟韌程先生)。照片由梁维耀校友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