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的巴中缘

母亲逝世已一周年，母亲逝世不久，我的侄女来到广州，给我带来能展示在母亲祭奠会上各种情景的三百多张照片。照片中我看到母亲安祥地躺着，结构精致的白色西式棺木周围摆放着红、白、紫色的各种兰花（母亲生前喜爱兰花，她的乳名叫阿兰）。许多亲友们前往祭奠她——这个近百岁老人。翻看着照片，当我看到吊唁的人群中有我非常熟悉的巴中校友时，顿时我感到惊喜和莫大的安慰，随后沉浸于往事回忆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思绪万千反复看那些照片，回忆母亲坎坷的一生。父亲在我读小学时就身患顽疾，母亲不得不挑起全家的重担，风风雨雨艰辛地支撑这个家庭的生存，含辛茹苦把子女哺养成人。我和母亲聚少离多，但她勤劳节俭和不屈不挠的坚强性格让我刻骨铭心，母爱的吸力令我魂牵梦绕。

母亲生有二男五女，其中六个是巴中生。母亲的儿女受益于巴中高水平的教学质量和优良校风，个个在校期间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母亲常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母亲的五个女儿在高中毕业后陆续回国求学，母亲曾想让小妹留在身边，百般相劝但小妹不依。进入老年的母亲，身体逐渐虚弱，加上晚年的孤独和寂寞，她渴求儿女们给予她更多的慰藉，这时母亲便常常想起不在身边的五个女儿。失落感和心理上的不平衡有时使母亲后悔当初不该让自己的子女个个进入巴中学校读书，这“赤色”的学校“赤化”了孩子们的思想，使她们在50年代雅加达出现的大批华侨青年学生的回国浪潮中做出投奔祖国的决定。

1987年母亲病了。此后便一直卧床不起。二位兄长及家人一直在身边侍侯她。这期间我们姐妹在雅加达的巴中同学时不时会去看望她，送些水果糕点之类的物品慰问她。记得有一年中秋节，一位巴中校友Z君来广州，回程特地带上广州月饼给我母亲。有些旅港的巴中校友去雅加达时也会抽空看望她。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有几位信教的巴中校友常来家里为她做祷告、、、、、、。巴中校友对我母亲关怀爱护的事例不胜枚举。使我最难于忘怀和感激不尽的是这10年来我探望过母亲三次，其中有两次是在巴中校友的热心协助下促成的。

1989年，中印刚刚复交不久，印尼政府规定中国公民只能以商务身份申请去印尼。热心的巴中同学Y君在香港奔波为我赴印尼申请签证。后来我以香港某公司助理经理的身份缘由商务出访印尼。这个公司的老板L君是我的巴中同届同学。我冒充“助理经理”走进罗湖海关时难免心虚和胆怯。我被一个年青的警官带进一个小房间进行“个别谈话”，他看了看手中有关我的个人资料的表格，然后望望我，用广州话对我说：“呢唔似（你不像）做生意慨（的）人。”我只好实话实说表明自己的职业和身份，并告诉他我是为探望年老体弱的母亲而去的，那位警官竟也没有丝毫为难便放我过关。那时持中国护照的公民要出境有多么艰难！后来我才知道我是中印复交后第三位广州市民获准去印尼的。我阔别第二故乡整整36年后第一次回到难忘的家，面对面容憔悴老态龙钟的母亲，感慨万千。 1992年，在一次联欢聚会上，遇见我在巴中任教时的学生H君，当时他已是雅加达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家，几十年不见显得格外亲切。交谈中他了解到我母亲病重的事后，当即主动提出资助我再次赴印尼探望母亲。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由他帮我申请签证获准后，即托香港的巴中校友L君寄来双程机票。次年我第二次来到印尼探望我母亲。在雅加达逗留的28天中，母亲多数处于昏睡状态，清醒时常说的一句话是：“你的巴中同学真好。”

我感谢所有曾经关心过我母亲的巴中校友，感谢为促成我两次和母亲相聚的巴中校友。世间有什么东西会比这种真挚的友谊更为珍贵？

母亲逝世的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由于众所周知的“签证问题”，我未能赶去见母亲最后一面，心中甚感内疚和不安。在十分无奈之下，只能自己安慰自己。母亲辞世时是94岁，像她那样能在世上生活近一个世纪的老人实在不多见。老而离去本是人生自然规律，母亲久病缠身，生活不能自理已多年，离开人世对她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我又想到母亲毕竟是幸福的，生前我虽不在她身边，但她有家人的照顾，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我们兄姐妹的巴中校友都一直在关心和爱护她，直至最后还为她送行。

我感到释然。

陈芷芳写于母亲逝世一周年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五日

本文写于1999年，已收入《回眸》——校园 校园二集。今年是母亲逝世10周年，值此《母亲节》再贴此文，以寄托我对母亲深深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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