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 歌 轶 事
夏 之 秋
每逢印尼归侨聚会或参加文艺演出，往往少不了一首歌曲，那就是著名的印尼“民歌”《 梭罗河 》，在人们陶醉于歌声的时候，联想翩翩，大都以为这是印尼流传了几个世纪的老民歌吧？曲调竟然如此古朴优美，音韵如此悠扬动听，真是印尼民族文化的瑰宝。
这首满怀着思念和激情的歌曲，一直受到印中人民热爱并传唱着，但谁也不会想象到这首歌曲既非“古老”也非
“民歌”，而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作品，其作者健在的话，算来今年（2005）已是八十七岁高龄的寿翁了。他是一位身材矮小，面容慈祥的老者，说话语调舒缓而又深情，他爱中国，和中国有着特殊感情。
1940年的一天，22岁的葛桑来到梭罗河畔，当时正值旱季，所以见到这么大的一条河流，心中有一股久旱逢甘霖的沁人肺腑之感，面对故乡的美景，葛桑心花怒放、激情满怀，禁不住对着河面哼唱起来…… ,一首被视为民歌的《 梭罗河 》就被谱写下来，从此成了妇孺皆知的歌。印尼的华人华侨也都非常喜爱这首歌曲，很快译成中文流传开来，每当华人华侨听到那熟悉的旋律时也常常会对自己的祖国从心底泛起思念之情，所以对《 梭罗河 》也倍感亲切。
葛桑老人对中国有很深厚的感情，《 梭罗河 》写成之后，1942年至1945年日寇侵占了印尼，印尼各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对中国的抗日是同情和支持的，尽管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断煽动排华，但是代表着千千万万印尼人民的葛桑，始终向往着中国。日本投降后，葛桑终于在1963年实现了他平生的愿望，来到了北京和上海，那时中国刚刚从三年困難时期走出来，他对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由衷钦佩，尤其看到了长城，马上感到它是中国人民的象征，代表着中国人民的脊梁，他在长城之巅，面对磅礴的气势，即兴创作了《 长城颂 》，在他心中产生了印中人民友谊的“
长城情结 ”。
时隔三十三年，长城情结一直萦绕在他心头，对这片神奇的土地，他眷恋依旧。1996年在接到总统苏哈托邀请，参加5月29日总统亲自主持一家电视台揭幕仪式的同时，也接到了上海艺术节的邀请。他说，我还是要先到中国去，于是他在5月22日到达上海，艺术节上演唱节目中，就有他的《 长城颂 》。
如今，当年激发老人年轻时创作灵感的梭罗河畔，已经建起一座“葛桑公园
”，竖立着老人家的铜像，基座碑上镌刻的正是《 梭罗河 》曲谱，将供后人永远瞻仰。
有关印尼民歌的轶事还有，给人颇有启示。
1961年，刘淑芳随陈毅副总理亲自率领的中国艺术团访问印尼。她在当地学习并演唱了8首内容和风格不同的民歌，尤其是她用巴达族原文演唱的摇篮曲《 宝贝 》，引起强烈反响，在雅加达连续演出40场，体育场坐满听众，每场都在四万人以上，最多时达七万人。歌迷们倾倒了，场上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
离开印尼的那天，许多听众赶来送别，向已经登上巨轮的刘淑芳高呼：“刘淑芳！宝贝！刘淑芳！宝贝！”巨轮缓缓离岸，刘淑芳再次深情地唱起《 宝贝 》，泪水也随着滚落下来。
回到国内，《 宝贝 》也成了中国听众最喜欢的歌曲，刘淑芳也成了家喻户晓的民歌歌手。无论巴西的《 在路旁 》、智利的《 红色戈比叶 》，还是南斯拉夫的《 深深的海洋 》。只要经她演唱，马上成为国内最流行的歌曲，让人听了感到终生难忘，百听不厌。
出国演出，刘淑芳感触最深的是周总理的嘱咐：“学习民歌要学得像，学的真实。只有这样才能表达真正的感情，才能建立真正的感情。”她认真地这样做了。1961年出访印尼前，周总理来看彩排。负责同志对总理说：“刘淑芳的嗓子最近不大好，是不是先不出去了？”总理摆了摆手说：“嗓子不好没关系，先去了，什么时候嗓子好了，什么时候上。”最后还叮嘱：“要给刘淑芳配一名男歌唱演员，不要让她太累了。”
刘淑芳赴印尼之前，对歌曲的看法有大小之分，认为大作品才能说明水平，民歌不过是小作品。而《 宝贝 》这首民歌所引起的国内外轰动，使她真正明白了民歌的含义：她感慨地说：“歌不分大小，一首真正代表人民心灵的歌，表现了民族灵魂的歌，就会找到知音，引起共鸣。”这以前，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唱的一首小歌，会为中国在世界上赢得声誉而起很大作用。在拉美演出时，一位智利音乐评论家也这样评价她，对她说：“你使我们了解中华民族是伟大的、熱情的，你们的艺术是高尚的。”
在印尼民歌中，归侨以及国内群众最熟悉的还有《 哎哟妈妈 》。1958年夏天，《 哎哟妈妈 》在北京发表曾轰动一时，1960年经刘淑芳首次演唱后便风靡全国；据相关机构认定，当时国内传唱最广的，除 《 祝你生日快乐 》外，便是这首 《 哎哟妈妈 》。若问此歌是谁引入并译成中文的，恐怕知者不多。
福建侨乡漳州街头，有位瘦老头，骑着一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吆喝
“ 修锁换锁！
”当地居民说他就是印尼 《 哎哟妈妈 》的译者林蔡冰。
1931年林蔡冰出生在漳州一个印尼归侨家庭，幼时生活还算不错，在高中时期就已崭露才气，同学给他起外号
“ 文艺工作者
”，这个外号成为他坚守终身的文艺信仰。在福建师范学院上学时，学过俄文，逐渐走上了翻译外国歌曲的道路，当年发表了处女作《 我们的火车头 》（苏联歌曲）。但是不久林蔡冰却因病退学，家境也每况愈下，只好一边兼课教书治病，一边翻译歌曲糊口。六十年代初，大家吃不饱他的译著也无处发表，1963年有一所“
干校 ”请他去教英语，却没有“
编制 ”，答应以后再补，可是到了“
文革 ”，全部“
砸烂 ”了，1973年他已是“
不惑 ”之年，迫于生计，无奈只得当起了修锁匠。
粉碎“ 四人帮
”，拨乱反正，八十年代初恢复了稿费制，他感到生活有了希望。 他说：“
我的创作青春又回来了。”此后，他翻译了印尼民歌《 划船歌 》，经过朱逢博演唱一夜唱红全中国。
1989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一下演唱了他译配的两首民歌《 哎哟妈妈 》和《 单程票 》。
早在1982年他还把台湾广为流传的闽南语歌曲《 思念我的故乡 》译成普通话，台湾著名歌曲《 一支小雨伞 》也是他译配后流传开来的。至今，林蔡冰已翻译了三百余首外国歌曲，引进介绍了港、澳、台歌曲二千余首，出版编辑音乐书籍等出版物十八本。他把自己的一生编成了打油诗作为写照：
大学念了三个校， 教书二十年十把跳；
引进歌曲千百首， 锁匙配了三万条。
中国音乐界资深人士钟立民先生深有感触地说：“
在中国国内第一译配印尼歌曲且成就最大者是林蔡冰；大量介绍台湾歌曲，译配台湾闽南歌曲成就最大者也是林蔡冰。林蔡冰是个不应该被遗忘的人。”可谓语重心长。
本文原载于《北京致公》 2005.4.
1996年5月22日 葛桑（左二）访沪演出
《印尼祖国之音艺术团》访沪演出的演员和主办单位负责人合影
葛桑（右）访沪演出时和主办单位负责人握手
图：梁懋成（巴中58年届校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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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梭罗河 》作者 Ges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