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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愛之旅》發表後，文中提到的五十多年前在椰城“丁基” （Tangki）居住的“大成書局” 總經理夫人蔣太，終於和我取得聯系，她於幾個月前由印尼到美國見她的女兒後，來到香港，那次是整整半個世紀後第一次再見面，八十多歲高齡的她，老當益壯，仍然不減當年和住在她家的寄宿生談笑的激情，侃侃地向我講述五十年來的許多往事，尤其是1960年印尼排華時，她帶著三個年幼的子女回到中國，把年僅12歲的女兒留在北京繼續學芭蕾、另一個女兒放在南京讀書，和此後她的人生故事。她告訴我蔣先生已於年前辭世，兩個女兒已經在美國定居……。我聆聽她傾談種切，遂寫了一篇“《愛之旅》尾聲”。
前排左起：司徒巴生、張茂榮、高宏明、蔣小堇、
自左至右：高宏明、蔣小堇、蔣太（林合娘）、梁維耀。
大約又過了半年的2007年12月初，“大姐” 蔣太又風風火火地來到香港，此次我約了當時也在“丁基” 居住的司徒巴生學長、蔣先生、蔣太年輕時的網球教練高宏明兄，一起到粉嶺，和她以及她住在粉嶺的義妹見面。司徒和宏明與蔣太相識許多年，此番在空氣清新的粉嶺見面、飲茶後，還到她義妹家裡繼續歡談。巧的是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說想吃冰淇淋。老朋友相聚，老頭、老太們不顧冰淇淋含糖高，膽固醇高，大家邊談邊吃了不少香味濃鬱的咖啡冰淇淋，十分高興和親切。大姐說她這次又來香港，是為了和從美國紐約來港的女兒見面，過幾天女兒蔣小堇（英文名: Jenny）就會到港。一直都聽到大姐經常提起1960年她把當時才12歲的小堇一個人留在北京的故事。回想我1957年離開印尼回國時，小堇只有9歲，其實，早在1953年，我從巴中高中畢業開始在椰城教書後，因為寄宿在蔣家的同屆同學，畢業後都各奔前程：有的揚帆北返，有的到外島外地教書，有的回原住地開始進入社會謀生。沒有一個留在椰城的，因此，也沒有再去過蔣家，只是偶然在“丁基” 的路上相遇時打招呼，所以1953年後就沒有再見過小堇，腦海中留下的是她5歲左右的模糊印象。
小堇到港後就忙著和Mami一起見親戚朋友，聖誕節也接踵而至。今年聖誕因香港經濟暢旺，遊客如雲，銅鑼灣、尖東、中環、沙田等商業中心，和各旅遊景點都人頭湧湧，十分熱鬧。聖誕節剛過的2007年12月27日下午，我們約在銅鑼灣的一家咖啡館見面，在銅鑼灣“崇光百貨” 門口，是蔣太在行人如鯽的地方先看到正在左顧右盼的我，她們倆笑容可掬地走到我面前，令我有些驚喜。和小堇握手時，我說：“Hi! Jenny, 還記得我嗎？我們是住在椰城時的鄰居！”。她笑著說：“不記得了！”。我說：“當然不會記得，我離開印尼時妳還是一個小女孩。”她接著說：“聽Mami說了。但我現在已經60歲了！”我感嘆她應對幽默，也感嘆時光流逝。我再說：“我已經整整72了。”她開心地說：“原來我們都屬豬，我和您相差一個 round!” 我想，已經久居國外的她，還帶點京腔的普通話仍說得那麼流利，還立即反應今年是我和她自己的本命年，只是相差一個 round。我們一起穿過人群走，我端詳著眼前這位身裁修長、幾經坎坷、熱愛芭蕾、不屈不撓地追求完美藝術的芭蕾舞明星，企圖把現時的她和留在腦海中她 5歲的形象聯系起來。我們一直走進咖啡館，和已在那裡等待多時的巴生、宏明、維耀和彩英相見，並圍坐一張圓臺。
1960年困難時期才12歲的小堇和一個妹妹、一個弟弟，由蔣太帶到北京後，一舉考上芭蕾舞蹈學校，就一個人留在北京。她說當時她剛在椰城“新華學校”讀完小學，並業餘學芭蕾。從此小堇就獨立一人在北京成長、學芭蕾舞，經歷極度缺衣少食的困難時期，和各種政治運動。我問她：“妳在芭蕾舞學校開心嗎？”，她說：“開心！我入學不久就戴上了紅領巾，最開心的是天天跳舞。同學來自全國各地，大家一起學習、一起成長。我一直都很乖，努力學舞，不知不覺就過了6年。即將畢業時卻發生文化大革命，就被趕到天津附近的小站，在葛沽農場務農，整整一年半。”我問小堇：“妳們在農場裡做些什麼？是不是搞文藝宣傳隊？” 她說：“那一年半，我學會幹春夏秋冬四季的各種農活：育秧、插秧、事田、收割、打谷…什麼都做，就是沒有任何機會穿舞鞋跳芭蕾。直到江青要打倒一切古今中外的文學藝術，只讓人們反復看8個樣板戲。”而芭蕾舞劇《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並不是隨便找幾個三代貧下中農或工人出身的孩子就可以跳出來的。1970年才想到要從農場把從小就苦練芭蕾、在舞蹈學校經過精心培養的這些“農場工人”調上來組成劇組，排練並到處演出，從而讓她有機會從新穿上舞鞋，把荒廢了一年半的舞技和舞感重新拾回。
然而，那時也正是印尼歸僑們最困難的時期，文革的“紅色恐怖”，時刻可以給有海外關系的歸僑戴上各種帽子，同時僑居地印尼發生“九•三十” 事件，蘇哈托上台，反華排華，和中國斷交，歸僑學生和海外父母通訊斷絕：在中國的因擔心被懷疑裡通外國，連信也不敢寫，還擔心信到了印尼，會給家人帶來橫禍；在印尼的家人也同樣不敢寄信到中國。在那渾沌的年代，人們只能默默地相互惦念。直至好幾年後，日夜思念女兒的蔣太才終於收到一封小堇的信，從而知道女兒尚在北京，而小堇已經從12歲的小女孩，經過學校、農場和舞台，成長為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少女。然而神州大地還延續著高喊“萬壽無疆” 和背誦《語錄》 的年代，所有學校還在無限期停課，大批大批“知識青年” 被送到邊疆農村，甚至從事著一天只能掙到一毛多錢、面向大地背朝天的艱苦勞動，城市社會秩序混亂…，空前浩劫不知道何時結束？能不能結束？人們多不知道、也不敢想關於人的尊嚴和存在價值的問題。
蔣太真不簡單，她在中印兩國沒有恢復外交關系的時候，千方百計、幾經曲折勇敢地進入大陸到北京，為了女兒的前途，親自為小堇申請出國。說她“勇敢”，是因為她是在冒險行事，中國的文革尚未結束、印尼的反華排華浪潮未退，不小心行差踏錯，在大陸和印尼都有可能給自己帶來很大的麻煩。小堇說，當時她想都不敢想出國的事。在北京，蔣太每天一早就等在小堇所屬單位門口，等待著見到單位負責人，向他們陳述作為歸僑的海外父母對子女的關切和出國的期望。蔣太說：“最後我見到了宣——”，她說不出是“宣”什麼，小堇卻還記得，說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我補充說：“是‘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當時由文化水平不高的老工人組成的“工宣隊”，奉命接管和領導所有文教藝術單位，把所有單位的權力從“造反派”、“紅衛兵”手裡奪過來，也是文革中的一個發明創造。蔣太說，她天天在單位門口等待，整整等了一個多月，才終於見到工宣隊的頭頭，說服工宣隊把她的要求反映到公安局。
1972年，蔣太終於成功地把女兒小堇帶出香港。她含著一眶眼淚，依依惜別和她一起成長、一起共舞多年的同學、同事，以及精心教育培養她的恩師們，艱難地踏過12年前走過的羅湖橋，想在香港開拓她芭蕾生命的另一頁，繼續追求她熱愛和眷戀的芭蕾藝術。她參加了香港芭蕾舞學會，擔演了《吉賽爾》的主角。但她說：“那時香港的芭蕾舞水準實在好差勁。設備不好，經費不足，團員的薪水不繼，總是時有時輟。”三年在香港，沒有給蔣小菫太多發揮的機會。因為我們之間的談話總是習慣穿插印尼語，才感到更親切。我發現小堇還能用印尼語流利地應對，不禁問蔣太：“為什麼小堇的印尼話還說得如此流利？我的孩子十歲左右跟著我們來香港，一年多後就學會廣東話，但上海話卻不會說了。” 蔣太說，出香港時小堇真的已經不大會說印尼話，她自己也覺得可惜，要求暫時和小堇住在香港的母親盡量和她講印尼話，半年之後就讓她從新拾回孩提時使用的語言。
1975年，一位英國芭蕾舞導師，主動提出推薦她到英國繼續深造。當時只略懂英語的她，反復考慮在舉目無親的異國他鄉可能面臨的艱難困苦後，為了追求她熱愛的芭蕾藝術，她開始對芭蕾舞的第二次愛之旅，毅然只身飛到英國，加入一個芭蕾舞訓練班。僅僅不到兩個星期之後，英國諾頓芭蕾舞團就發現這位來自東方的芭蕾舞者深厚的基本功、修長柔韌的身段、优美的舞姿。團長好比發現一顆明珠，立即決定以最高的薪酬，吸納她為團中的首席舞者。
當初我常常不能完全聽懂他們說的英語，急得淚如雨下，因此，周圍的人暱稱我為：Miss. Rain！”，她又說：“初時我不習慣西方芭蕾舞的跳法，只參演一些片斷的芭蕾獨舞。但是，” 蔣小堇自豪而興奮地說：“我很快就克服了語言障礙，理解西方芭蕾跳法的關鍵，憑著深厚的芭蕾功底，便被安排跳各種長篇舞劇，舞團甚至為我度身訂做地編排《蝴蝶夫人》的演出。” 基本上都有和她相似經歷的我們聽到這裡，都為我們的小妹妹為了追求芭蕾的完美，勇敢地在異國他鄉克服種種困難，莊敬自強地表現出光華，迅速地在群英匯集的英倫，舞至拔尖的位置而感到高興和鼓舞！從此，她作為英國四大古典芭蕾舞團之一的諾頓芭蕾舞劇團的首席舞者，隨團在世界各地的芭蕾舞台出現，以她精湛的舞技、柔美的舞姿表現《胡桃夾子》、《仲夏夜之夢》、《灰姑娘》、《天鵝湖》、《吉賽爾》、《葛柏里亞》以及《蝴蝶夫人》等著名舞劇中的主角，征服了無數的觀眾和同行，實現了她苦苦追求的完美芭蕾。我腦海中不禁浮現在英國、德國、比利時、奧地利、美國等西方國家金碧輝煌的劇院裡，坐滿劇院的觀眾，長時間地為這位東方舞者，一次又一次的謝幕而站立鼓掌的熱烈場面。蔣太不無憐惜地說：“爲了達到完美的演出，除了苦練，她還要長期節制飲食，使舞伴可以較輕鬆地把她托起，她還要在練習和演出時，注意因冒汗而脫手滑出的風險…。”
“我們問她：“小堇，妳可有埋怨當初千里跋涉到北京學習芭蕾舞？” “沒有，從小在北京的獨立生活和艱苦學習，不但讓我打下堅實的芭蕾舞基本功，認識了自己的祖國，掌握了標准的普通話，更令我的生命變得豐富多彩。沒有北京的12年，我可能不會在香港和英國遇到機會時，牢牢地和成功地把握機會，那就不是今天的我了。”她還說：“中國人身段纖長柔韌，彈跳力好，兼有東方人特有的含蓄，演繹一些細膩的感情時，尤擅勝場。”她認為，不同民族會跳出不同風格的芭蕾，她相信，中國的芭蕾加入民族風格是可行的，但也要進一步學習和吸收西方已發展二百多年的技巧，迎頭趕上，與時俱進。
蔣太、梁維耀。後排：黃彩英。
許多年風塵僕僕於世界各地，蔣小堇說她忙得十分開心，而忘記了自己的終身大事，直到年逾四十，才有機會遇到一位學過中文的美國人，和她共結連理。她說：“雖然我晚結婚，其實我一直都在和芭蕾舞鬧戀愛，一直熱戀著芭蕾！”現在，她們已在美國定居，離開了舞台，小堇繼續從事芭蕾舞教育，對芭蕾不離不棄。她還經常跟隨美國的芭蕾舞團到中國訪問演出，擔當雙方交流的翻譯，並為她離開後中國改革開放的變化感到無比的高興，終於能看到半個多世紀前，她第一次啟動愛之旅去學芭蕾的祖國出現繁榮昌盛的局面。
我們七個人一起歡聚結束，我們送她們兩母女乘車離開後，我不禁在想，一個人的一生到底能如何度過，往往是和青少年時的憧憬大不相符的，但成敗卻往往和個人的努力分不開。如果不是印尼反華排華，蔣小堇不會孩童時就跟著母親揚帆北返；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小堇也不會告別她的同學、同事、老師南來香港；如果印尼政府仍允許她再回到她的出生地，她也不致堅決地再獨自飛到英倫，繼續追求她所喜愛和眷戀的芭蕾藝術…。事實是印尼和中國都失去了寶貴的人才。蔣小堇如果不是進行不析不撓的奮鬥，即使有了機會，也無法造就她在芭蕾藝術的成就。成千上萬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由印尼到中國學習的年輕人，如果有的人學成之後願意回印尼，就可以返回他們的出生地，肯定是一批寶貴的各類人才，必然能對當地社會作出巨大的貢獻。回憶我們五十多年的風風雨雨，我常常感到遺憾和迷惘，不知道誰人能看到和估計此中無形的、但卻是巨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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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之旅》—UC53
《愛之旅》尾聲—UC53
照片：Jenny提供
文字：UC53
編輯：紫夢
2008/0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