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袭 因循 继承 发扬
批判 进化
初稿：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修改：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易經（曾为五经之首，约公元前1000年，距今约三千年，据说为周文王所著）四书（戰國時期，前476年，一說前403年∼前221年，或稱戰國時代，簡稱戰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秦統一中原前屬於東周的一段歷史時期。）应为中华民族第一次有条件对大自然和社会进行思索所取得的成果。
三千年来，我们看到一个与世界其他民族不同的现象，或许，正是这个民族习性，造就了中华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社会历史。
思维现象是智慧程式根据外界信号（不是单一信号，是信号群），古月语称之为源讯息，首先纪录储存成为初级镜像讯息，由于蛋白质可以数码化的属性，智慧程式容易自行将这些镜像讯息码组合成为次级镜像讯息。
而各个蛋白质系统的智慧程式架构的差异，有的智慧程式又能够轻易的将次级镜像讯息码组合成为再次级镜像讯息，如果智慧程式架构的复杂程度允许，又可以更进一步组合成为更次级的镜像讯息。每一次的组合都将智慧位元提高一个级数。
每一级都可以分叉出去和外界进行比较以定夺次级镜像讯息码的真实性、可信性和可行性。每一次定夺都可以结果。可以将这个结果通过智慧程式继续提升到更高级的位元。
这就是沿袭、因循、继承、发扬、批判和进化的流程了。
中华民族历代皆以《四書》列為科舉*考試範圍，沿袭、因循了一千三百年，因而造就《四書》獨特的地位。『隋唐以後中华民族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舉的影響。』『可以說，科舉是一種攏絡、控制讀書人的有效方法，以鞏固其統治。』
问题就在这里了。各个民族的习性使他们对思维过程的各个阶段有不同的取向，不同的侧重。我们不妨根据对易经和四书的态度来看看我们民族（更准确的说是族中的文人）的取向。
窃以为，我们确实是在初级结果的阶段上凝固了，我们总是在没有分叉的继承和全盘否定两个极端之间跳跃。
如果将提问题的阶段斩掉，我们就斩断了整个思维。如果我们连思维的中间过程都斩掉，只剩下没有缘由的孤立结论，成了两个极端之间茫然跳跃的『量子』了。
除了易经曾经提出过六个位元的阵法之外，历史若隐若现的显示我们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一位元思维法的信徒。为什么我们对老子、庄子和墨子等都有多少的冷落？
易经也好，四书也好，它的完美令我们的族人（文人）如醉如痴，浑然忘了它所编导的社会发展史，天上人间！只需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轮回？我们格物(分叉出去和外界进行比较)致知了没有？
西方经过黑暗的中世纪后回顾了自己的思想史，开始第二次认真的思索世界，思索社会，比第一次更深刻的认识了世界，认识了社会，也认识了自己。
三千年来，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轮回，旧朝代灭亡，『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我们全盘否定了过去。新朝代稳定了下来，『国之将兴，必有祯祥』，统治者又全盘沿袭了旧的衣钵，因循了旧的统治伎俩。妖孽和祯祥轮流在我们族人面前变换嘴脸。
这些历代的统治阶层满口『礼义廉耻』，虽然还不能说他们是满脑子『狗盗鼠偷』。
诸子百家处于小农经济早期，他们的思想和著作，无疑都囿于社会局限，或者作为中文经典的表达模式继承未尝不可，抽象后脱离前提放之四海而皆宜的句子固然有，却不是必然如此。对它们重新考量而定扬弃（发扬或批判），或改造使之适应于新的社会发展取得进化。市场经济的兴起给我们族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和历史作第二次思索的机会。
我们的族人何曾有机会第二次思索？或者每当族人要第二次思索的时候，我们又再一次为三千年来高踞在神坛上的『国学』设坛拜祭，祭起族魂的大旗，忘记转世轮回的前生。
我们的文人一次又一次的扬幡招魂，无论如何完美，三千年的历史证明五经四书都无法解决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问题。
我们首先需要深刻认识的是自己所处的社会，需要深刻认识自己。我们当然知道人人都做到了四书五经所说的，一定是太平盛世。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三千年来人们总是以更换朝代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四书五经来解决问题？扬幡招魂，换来一次又一次的轮回，是时候从头认真思索了。
不温故而知耻，就可以温故而知新吗？
儒家世界观的核心并非是平等（君君臣臣），让我们将它放在它应该在的位置：这是我们祖先总结出来理想（一个森严的阶级社会，道统得到维护,是所有统治阶级都可以安枕无忧的有序社会）的为人处世之道，而不是无条件的为人处世之道，更不是我们思维法则的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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